同济大学校训是什么，详细阐述(同济校训详解)

“同舟共济”校训的诞生，与同济大学独特而坎坷的建校史紧密相连，可以说，校训精神是先于校名固化而存在的实践品格，是学校与生俱来的基因。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建的“德文医学堂”，次年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二字，寓意“同舟共济”，它精准地捕捉了创办初期中外人士携手合作、共谋医学教育发展的场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现代医学和工程技术人才极度匮乏。宝隆博士及其同道者，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和推动进步的愿望，与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同舟”，共同致力于培养现代医学人才，以“济”世人之疾苦。这种跨越国界的合作，本身就是“同舟共济”精神的初步体现。

真正将这一精神淬炼成钢、融入骨髓的，是学校在早期发展中所经历的一系列严峻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中德断交，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在此危难时刻，全校师生和校董会成员团结一致，想方设法维持学校运转，并最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于1927年正式成为国立同济大学。这是“同舟共济”精神第一次在重大危机中得到彰显。

更为悲壮和深刻的锤炼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同济大学位于吴淞的美丽校园毁于日军炮火。为存续中国教育的文脉，同济师生被迫踏上了长达数年、辗转九省的万里内迁征途，从上海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最终抵达四川李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长征”中，条件之艰苦、环境之险恶超乎想象。师生们真正做到了“同舟”：他们共用微弱的灯火，分食有限的干粮，在破庙、祠堂中坚持教学与科研。教授们拖家带口，与学生们一起承受战乱流离之苦，却依然弦歌不辍。在李庄时期，同济大学的工科、医学为抗战后方建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持，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更是救治了大量伤员和民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济”的民族大义。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使得“同舟共济”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为了全体同济人用生命和汗水书写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契约，奠定了这所大学永不磨灭的文化底色。

要深入理解“同舟共济”的丰富内涵，有必要对其语义进行细致的剖析。

• “同舟”：命运共同体的意象构建

  “舟”，是交通工具，在古代也象征着旅程、风险乃至命运。所谓“同舟”，意指共同乘坐一条船。这个意象极具画面感和凝聚力，它瞬间将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个体（如师生、校友、管理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集体。它暗示着，大家处于同一个环境，面对相同的机遇，也必然要共同承担可能到来的风浪与挑战。“同舟”奠定了团结、协作、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的基石，强调了个体与集体命运的不可分割性。

• “共济”：协同行动与价值实现

  “济”，本义为渡河，引申为帮助、救济、成就、有益于。“共济”，即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共同渡过江河湖海，引申为共同克服困难、实现目标、成就事业。这个词的核心在于“行动”和“目标导向”。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同舟”的静态关联上，更是要求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朝着共同的方向奋力划桨。它蕴含了实践、担当、奉献和追求卓越的积极姿态。

• 整体意蕴：从意象到哲学的升华

  “同舟”与“共济”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和行动指南。它首先确认了“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同舟），然后指明了这个共同体应该如何行动（共济）。这四个字简洁而深刻地阐述了一种处理人际、群际乃至国际关系的智慧：在面对不确定性、挑战和宏大目标时，唯有团结协作、和衷共济，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它意味着：

  • 师生之间应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的“同舟”关系。
  • 不同学科之间应打破壁垒，交叉融合，共同解决复杂的科学与社会问题。
  • 学校与校友、与社会之间应建立发展共同体，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 个人发展应融入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事业洪流之中。

  因此，“同舟共济”不仅是一种精神号召，更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组织文化，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哲学。

“同舟共济”的校训精神，经过百余年的积淀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是校训最直接、最表层的含义。它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和散漫作风。在同济，无论是大型科研项目的攻关，还是国际设计竞赛的角逐，抑或是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都非常注重团队的力量。这种精神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合作能力与沟通技巧，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它营造了一种相互支持、温暖和谐的校园氛围，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共济”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必然伴随着艰难险阻。同济校史，尤其是内迁史，就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同济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化，都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坚韧的毅力，勇于面对挑战，敢于攻坚克难。在学术上，它体现为严谨求实、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在事业上，它体现为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实干作风。

• 济世兴邦的担当精神

  这是“同舟共济”精神的升华和落脚点。“济”不仅指互助，更指向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即“兼济天下”。同济大学以土木、建筑、规划、环境、交通等优势学科著称，这些学科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天然具有强烈的社会服务属性。这使得“同舟共济”精神自然而然地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精神结合起来。它要求同济人不能只满足于个人成就或学术象牙塔，而要将所学所能用于解决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与“天下关怀”的统一。

• 开放包容的国际主义精神

  源于德中合作的建校背景，赋予了“同舟共济”先天的开放性与国际性。这里的“同舟”，可以超越校园、国界，指向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济大学长期以来是中国对德、对欧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并广泛开展全球合作。在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困等全球性问题时，“同舟共济”精神倡导各国学者、各国人民加强合作，共克时艰。这体现了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崇高理想，将校训的精神境界提升至新的高度。

校训精神并非悬置于口号之上，而是深深嵌入同济大学的办学实践和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具体的载体和活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每一位同济人。

• 教育教学体系中的融入

  同济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特别强调团队合作项目（Team Project）和跨学科学习。许多专业课程要求学生组成小组，共同完成一个复杂的课题或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必须学会分工协作、沟通交流、取长补短，亲身体验“同舟共济”的内涵。
  除了这些以外呢，学校大力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将校史校情、校训精神融入专业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事业观。

• 科研创新中的彰显

  现代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挑战，往往需要多学科、大团队的协同攻关。同济大学在诸如深海探测、智能制造、城市气候变化应对、干细胞研究等前沿领域，都建立了跨学院、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平台。这些平台的运作模式，本身就是“同舟共济”精神的体现。科研人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聚各自智慧，共享资源，合力突破，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 校园文化与校友网络中的传承

  新生入学教育，校史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一课，校训“同舟共济”是核心内容。校园内诸如“同舟河”、“同心楼”等景观命名，也时刻提醒着师生们铭记这一传统。各类学生社团、体育赛事、文艺活动，都是培养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的重要场所。更为强大的是遍布全球的同济校友会网络，它成为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同舟共济”的坚实纽带。校友们相互扶持，并积极回馈母校，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

• 社会服务与重大事件中的担当

  每当国家和社会有需要时，同济人总是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诠释校训。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后的灾后重建规划与技术支援，到上海世博会从规划、设计到运营的全方位深度参与，再到抗击新冠疫情中医疗队的逆行、科研团队的紧急攻关、校园防控的严密组织，都深刻展现了同济人与国家人民“同舟共济”的赤子之心和责任担当。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同舟共济”校训展现出愈发重要的当代价值与永恒魅力。

它是对抗不确定性、凝聚发展共识的压舱石。当今世界充满变数和挑战，单打独斗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局面。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都需要“同舟共济”的智慧，加强团结，形成合力。对于正处于“双一流”建设关键时期的同济大学而言，更需要弘扬这一精神，凝聚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推动学校事业向前发展。

它是推动科技创新、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等，都是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和全球科技界的通力合作。“同舟共济”精神所倡导的开放协作、联合攻关，正是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路径。

再次，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资源。“同舟共济”与中国人“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今天，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和而不同、同舟共济，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济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国际底蕴的大学，可以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将这一东方智慧传播出去，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同济大学的校训“同舟共济”，是一个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常读常新的精神宝库。它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凝聚了学校的核心价值；它在时代的浪潮中发展，指引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它面向未来的挑战，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普世意义。理解、践行并不断丰富“同舟共济”的精神，不仅是每一位同济人的文化自觉，更是这所百年学府迈向更辉煌未来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