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是谁，前身是什么(北大法学院创始人与前身)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与法学教育的萌芽

北京大学的源头——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19世纪末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寻求变法图强的直接产物。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和知识界，使得“变法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和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成为维新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此思潮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创办京师大学堂。诏书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这意味着京师大学堂被赋予了为全国新式教育树立典范的重任。

在此历史关头，孙家鼐被委以重任。作为咸丰年间的状元，他思想较为开明，支持变法，并深刻理解创办新式大学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他被任命为首任管学大臣，全面负责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工作。孙家鼐在规划学堂章程、聘任教习、设定课程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尽管最初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仿照西方及日本学制，规划了包括“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兵学”等科，并未立即设立独立的法科，但其核心机构“仕学院”旨在培养官员，所授课程已包含律例、掌故等与传统律法及新式政治法律相关的内容。这可以视为北京大学法学教育的最早萌芽。虽然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但办学规模和作用一度受限。直至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迫于形势宣布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才被重新提上日程，京师大学堂也得以恢复并真正步入正轨，为政法科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政法科的设立：中国近代法政教育的开端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虽未及实施，但首次在国家学制中明确了“政法科”的地位。1904年1月，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并推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法令化学校体系。依据该章程，京师大学堂被规划为分科大学，下设经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八科。其中，“政法科”的设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系统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政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正式确立。

1904年，京师大学堂政法科正式开办。其课程设置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律学教育，转而系统引入西方和日本的法律与政治学知识体系。主要课程包括：

• 法律门：主要研习法学基本理论和各部门法，如法律原理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等。
• 政治门：侧重于政治学、财政学、社会学、外交史等与治理国家相关的学科。

从法科到法律学系：民国时期的定型与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京师大学堂也随之暂时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在大学改制过程中，原京师大学堂的“科”被改为“科门”，政法科遂变为“法科”，但仍是大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法科在蔡元培校长的改革思想影响下，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其现代大学的格局。对于法科，蔡元培强调学术独立和专业化。他主张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而非官吏养成所。为此，他积极整顿学风，延聘名师，推动学术研究。1919年，北大实行“废门改系”的改革，将原有的文、理、法、商、工、农等科门改组为十四个学系。其中，“法科”被改为法律学系，隶属于法学院（当时北大设文、理、法三院）。这一变化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意味着法学教育进一步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法律学系成为专门从事法律知识传授和研究的学术单位。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汇聚了一大批法学巨擘，如黄右昌（罗马法专家）、王世杰（宪法与行政法学家，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戴修瓒（民法学家）等。他们不仅在教学上兢兢业业，还积极从事法学研究和著述，翻译引进国外法学经典，创办法学刊物（如《北大法学季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建立与成长。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许多师生积极参与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倡导民主与法治精神，使其影响力超越了校园，辐射至整个社会。

薪火相传：抗战烽火与院系调整中的坚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迅速沦陷。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后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西迁至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下，三校精华相依，共同办学。北大法律学系的师生也融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下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等），在炮火声中坚持教学与研究。尽管条件简陋，但学术火种未曾熄灭，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法律人才，为中国战后重建储备了力量。这段历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历史中可歌可泣的一页，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的坚韧与担当。

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大复员北平，法律学系恢复。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使得正常的教育秩序再次受到冲击。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国家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需，并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对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调整中，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律系、政治系等合并，组建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即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建制被取消，仅在哲学系下保留了“法律专业”，法学教育规模大幅缩减。这次调整使得北京大学源远流长的法学教育传统一度中断，其独立的法学教育实体暂时离开了北大校园。

复兴与腾飞：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与辉煌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法治建设被提上重要议程。法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1978年，北京大学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开始着手重建法律学科。最初是在国际政治系下设立了“法律学专业”，并于次年恢复招生。这标志着北京大学法学教育的正式复苏。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和法学学科地位的提升，重建独立法律院系的时机日益成熟。

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得以正式恢复重建。虽然名称上暂时回到了“法律学系”，但其意义在于重新接续了1952年之前北大法科的学脉。重建之初，百废待兴，但在芮沐、陈守
一、沈宗灵等老一辈法学家的带领下，以及王铁崖、赵理海等国际法学泰斗的鼎力支持下，法律学系迅速焕发生机。他们重新设计课程体系，编写教材，培养师资，为北大法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1999年，为了适应法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国际通例，北京大学决定将法律学系升格为法学院。
这不仅是一次名称的变更，更标志着北大法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科建设更加完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国际交流更加广泛。

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法学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不仅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培养了大批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和高级公务员，也是中国法学研究创新的高地，在许多重大立法和法治实践中发挥着智库作用。
于此同时呢，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国际顶尖法学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在全球法学教育界享有盛誉，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窗口。

纵观北京大学法学院从京师大学堂政法科至今的百余年历程，其诞生于民族救亡图存的激荡岁月，成长于国家法治建设的曲折道路，腾飞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其创始人光绪帝与孙家鼐所开启的事业，历经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已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璀璨明珠。这段历史不仅是一部学科史、机构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法治追求史。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世今生，深刻印证了法学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而其追求法治、探求真理的精神内核，则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继续指引着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和人类法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