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简介，什么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建校的(人大建校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它的源头，深深植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风雨如晦、救亡图存的年代。要理解这所大学的创立，必须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在此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奔赴抗日前线，并在敌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使得干部短缺问题异常突出。无论是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经济管理还是文化教育，各条战线都急需大量既有坚定政治信念又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革命干部。原有的干部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急剧增长的需求。

与此同时，全国大批追求进步、满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不畏艰险，纷纷从日占区、国统区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渴望学习革命真理，寻求救国之道。这股汹涌的青春洪流，为大规模培养干部提供了生源基础，也使得创办一所能够吸纳和培养这些青年的新型学校成为可能和必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旨在“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这就是著名的陕北公学。陕北公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成规模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正式开始。其办学方针简明而深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员们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游击战争等课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学习热情空前高涨。陕北公学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培养了六千多名干部，输送到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陕北公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雏形，其精神血脉一直流淌在后继者身上。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形势更加复杂。为了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需要，整合教育资源，培养更多更专业的干部，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组建为华北联合大学，并开赴华北敌后办学。华北联大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办学，师生们一手拿书，一手拿枪，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生产，践行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华北联大在晋察冀边区办学近六年，培养了逾万名干部，成为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这段敌后办学的经历，锤炼了师生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形成了学校独特的办学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需要准备大批管理城市、建设国家的干部。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华北大学继承了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的革命传统，其任务是为解放全中国和即将到来的全国建设准备干部。学校设有四部两院：一部为政治训练班，二部为教育学院，三部为文艺学院，四部为研究部，另设有工学院和农学院。华北大学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规模宏大，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培养了约两万名毕业生，他们随军南下，成为接管城市、建立政权、恢复经济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被誉为“解放区最高学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艰巨任务。这一切都需要大量懂得马克思主义原理、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人才。原有的革命干部需要系统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国家的专业知识；同时，国家也需要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原有的短训班形式的干部学校已难以满足这种长期性、系统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需求。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布局与发展。在酝酿筹建新型正规大学的过程中，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一所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被提上日程。这所大学被赋予的使命是：主要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和财经、政法干部，成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这一决定赋予了中国人民大学崇高的地位和特殊的使命。

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标志着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正式诞生。首任校长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学校的建立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大批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帮助进行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建校之初，学校设有经济系、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外交系、俄文系等以及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教研室，其专业设置紧密结合了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在教育领域进行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体现了党对培养建设人才的高度重视。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大学模式，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一模式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再次，它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教育经验和学科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它确立了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独特地位和引领作用，使其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直至中国人民大学，名称虽几经变更，校址亦多次迁徙，但贯穿其中的红色基因和办学灵魂一脉相承：即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始终致力于培养“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这段独特的创校历程，铸就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为其日后发展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面临着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局面。虽然以华北大学为基础，但作为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在办学规模、学科设置、教学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都需要重新规划和建设。

• 办学条件艰苦与苏联模式的引入：建校初期，校舍紧张，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师生们发扬革命传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与此同时，学校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工作，他们不仅承担教学任务，更重要的帮助是指导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学校翻译引进了大量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建立了教研室制度，强调教学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性。这种“苏联模式”的引入，对于快速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与中国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学校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
• 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人大最初的学科设置紧紧围绕国家建设的急需。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档案学等学科成为奠基性的优势学科。
  例如，经济计划、统计学、财政学、贸易经济等专业，直接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实施培养了大量管理干部；法律系则为新中国政法体系的建立输送了人才；新闻系承担起培养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重任。这些学科不仅在国内开创先河，而且迅速确立了其权威地位。学校还成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理论课教研室，负责全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成为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样板。
• “工作母机”功能的发挥：人大被赋予“工作母机”的使命，即不仅要培养本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还要为全国高校培训师资，推广新型教育经验。学校举办了多期师资培训班、研究生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他们学成返回原单位后，成为传播人大教学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火种。
  除了这些以外呢，人大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积极参与了全国高校许多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实事求是”校训的确立：在校长吴玉章等人的倡导下，学校逐渐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校风。这一校训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又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它成为指导人大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的基本准则，并沉淀为学校最宝贵的精神传统。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但人大师生也开始注重调查研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1950年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奠基时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校迅速建立起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急需人才，奠定了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形成了独特的办学传统和精神气质。

从195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左”倾思想的逐渐抬头，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时期。学校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受到干扰。

• 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中，人大的一些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学术讨论受到政治干预，一些学科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教学科研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遭受了严重破坏。1966年夏，学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活动完全瘫痪。1970年，学校被宣布停办，教师队伍被下放分散，校舍被占用，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损失惨重。这是校史上最艰难的一页。
• 停办期间的坚守：即使在停办期间，许多人大师生仍然怀着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在逆境中坚持学习、思考和研究。他们相信学校终有恢复的一天。这种坚守体现了人大精神的生命力。
• 复校与新起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重要大学成为当务之急。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下，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同年7月，恢复招生。复校工作面临着重建师资队伍、收回校舍、重整设备的巨大困难。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迅速恢复了生机。复校不仅是对一所大学的重建，更象征着国家对知识、对教育、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尊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正轨的新起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既反映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坎坷，也考验和锤炼了中国人民大学。尽管遭受严重挫折，但学校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并未中断，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进入了快速复兴和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在恢复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拓展新的学科领域。

• 学科的恢复与新建：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新闻学等传统优势学科迅速恢复活力，并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得到深化和发展。
  于此同时呢，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学校陆续新建和恢复了一批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和专业，如人口学、行政管理学、劳动人事管理、国际经济、会计学、金融学等。这些新兴学科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很快成为新的增长点。学校逐步形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部分理工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格局。
• 研究生教育的壮大：1980年代，人大成为国家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研究生教育得到空前重视和快速发展。硕士点、博士点大量增加，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研究生教育的壮大，显著提升了学校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层级。
•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人大学者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新闻改革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学校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承担了大量重大研究课题。
• 国际交流的开启：随着国门打开，人大开始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外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互派学者访问讲学，开展合作研究，招收外国留学生。国际交流的开展，拓宽了师生的学术视野，促进了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实现了从主要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型，巩固了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地位，为迈向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进入大众化阶段和国际竞争加剧，中国人民大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学校明确提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各项改革，追求内涵式发展和卓越品质。

• “双一流”建设：在国家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中，中国人民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多个优势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学校以此为契机，加大学科建设投入，优化布局，巩固人文社科优势，促进交叉融合，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推行通识教育，拓宽学生知识基础；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完善学分制，扩大学生选择权；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培养质量和原始创新能力。
• 科研创新与智库建设：学校大力加强科研平台建设，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能力显著增强。产出了一批标志性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于此同时呢，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围绕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文化繁荣等重大议题，提交了大量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日益凸显。
• 校园建设与国际化战略：苏州校区的建立和启用，拓展了学校的办学空间，探索了异地办学的新模式，促进了产学研结合。学校大力推进国际化战略，与世界知名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日益深化，学生海外交流比例显著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学生规模稳步扩大，学校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持续增强。
• 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校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深入挖掘和弘扬从陕北公学延续下来的红色基因和“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将其融入育人全过程。
  于此同时呢，鼓励学术创新和思想碰撞，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人大校史和人大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学子奋发向上的宝贵财富。

回顾中国人民大学超过八十年的办学历程，从战火中的陕北公学到新中国之初的“工作母机”，从“文革”中的停办到改革开放后的复兴，再到新世纪追求“世界一流”，其发展轨迹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它因党的事业需要而生，随国家发展而兴。深厚的红色底蕴、强大的人文社科实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及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共同构成了这所大学独特的身份标识和精神魅力。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将继续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在培养杰出人才、创造先进知识、传承优秀文化、服务国家社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