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的校史简介，什么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建校的(山西大学建校背景)

一、 清末变局与近代教育思潮的兴起

19世纪中叶以降，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下，被迫开启了艰难的近代化转型。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屈辱。《马德里条约》的签订，更是将民族危机推向顶点。一批批有识之士开始深刻反思，认识到仅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学习远远不够，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变革。于是，维新变法思潮勃兴，“开民智、育新民”成为时代强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极力鼓吹兴办新式学堂，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根本。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给予清王朝统治以沉重打击。1901年，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教育领域，“新政”的核心举措便是废除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建立近代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虽未及实施，却为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04年，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为各地兴办新式学堂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蓝图。在这一系列急遽的社会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兴办高等教育被视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环节，各地纷纷开始筹办大学堂。

二、 山西地域背景与大学堂的肇始

山西，表里山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深处内陆的山西相较于沿海地区，在接触西方新思想、新事物方面相对滞后。但同时，山西也有着独特的优势，例如晋商积累的雄厚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清末，山西巡抚胡聘之等人曾较早地在省城太原创办过令德堂、晋阳书院等，并尝试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引入部分西学，这为后来大学堂的创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转折点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是义和团运动活跃的省份之一，发生了波及外国传教士和教民的“山西教案”。事后，在处理教案善后事宜和索赔问题时，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与来晋交涉的英国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博士进行了接触。李提摩太是一位长期在华活动、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西方人士，他主张通过教育和文化传播来影响中国。在谈判中，李提摩太提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建议：不使用赔款用于其他用途，而是专门在太原设立一所近代化的中西大学堂，用赔款的利息作为办学经费，以此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人才，从根本上消除误解与隔阂。

这一提议虽然最初面临争议，但最终得到了岑春煊以及继任巡抚赵尔巽等开明官员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妥善处理教案、缓和中外关系的务实之举，更是借助外力兴办新式教育、推动山西进步的难得机遇。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达成了协议。1902年，李提摩太草拟了《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并获得清政府批准。与此同时，清政府依据“壬寅学制”的规定，命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于是，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原有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合并，组建了官立的山西大学堂。

由此，出现了两个“山西大学堂”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中方自办的官立山西大学堂，一个是李提摩太提议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中西大学堂。为了避免资源重复和管理不便，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将两个大学堂合并，统称为“山西大学堂”，但内部结构独特，分为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部分。中学专斋由中方管理，主要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和文史知识；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负责筹办和管理，聘请外籍教师，主要讲授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这种“一校两斋”的体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独一无二，体现了初创时期的中西结合、新旧并容的特色。1902年6月7日（农历五月初二），山西大学堂在省城太原正式开学，标志着山西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三、 初创时期的体制与教学特色

初创的山西大学堂，其独特的“两斋制”是其最鲜明的特征。这一体制旨在平衡传统与近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试图在保留国学根基的同时，系统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 中学专斋：由具有传统功名的中国学者主持，如首任总理（相当于校长）谷如墉。教学内容以经、史、子、集等传统儒学经典为主，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仍延续书院讲习、课试的模式，旨在培养学子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情操。中学专斋的存在，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维系文化道统的普遍期待。
• 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推荐的第一任总教习敦崇礼（Moir Duncan）等外籍人士负责管理教学。西斋完全采用西方近代大学的模式和课程体系，开设了文学、法律、格致（物理、化学）、工程、医学等学科。教材多采用英文原版，教师以外籍人士为主，采用班级授课、实验教学等方法。西学专斋的设立，为山西乃至中国系统地引进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法学、世界历史地理等近代学科知识，开启了科学教育的先河。

大学堂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本省的举人、秀才及优秀童生，初期规模约200余人。学生同时学习中学和西斋的课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这种并行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促使他们开始比较、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优劣。大学堂拥有相对完善的设施，特别是西斋，建立了化学、物理等实验室，配备了仪器设备，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先进的。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为山西培养了最早一批通晓中西学问的新式知识分子，其成功的办学实践也对同期其他省份的大学堂起到了示范作用。

四、 民国时期的演进与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12年，依照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山西大学堂更名为“山西大学校”，撤销了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划分，统一了办学体制。原西学专斋的课程体系和组织架构成为新大学的主体，学校开始设立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首任校长由曾在西斋学习并留学英国归来的学者李镜蓉担任，标志着学校管理权的完全中方化。

民国初期，尽管政局动荡，山西大学校在历任校长如李镜蓉、高时臻、王录勋等人的努力下，仍取得了显著发展。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学科设置日趋完善，陆续增设了工科、法科、文科、理科等学院（或学科）。特别是在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由于其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山西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加之阎锡山本人对教育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山西大学校获得了相对持续的经费支持和发展空间。学校延聘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有所提升。

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山西大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山西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有限的国立大学之一，确立了其在北方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学校的工学、法学等学科颇具特色和影响力。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断了学校正常的发展进程。太原很快沦陷，国立山西大学被迫踏上流亡办学的艰辛历程。师生们先后迁校至晋南、陕西三原、宜川秋林等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保存了教育的火种，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迁回太原复校。

五、 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与新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入了大规模的调整与重构时期。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自1952年起，中央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对国立山西大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国立山西大学的原有建制被拆分：

• 工学院的冶金工程系参与组建了新成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 工学院的纺织工程系和采矿工程系系科并入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
• 法学院的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
• 其他部分系科或独立建院，或并入其他高校。
  例如，医学院独立为山西医学院（后发展为山西医科大学），工程学院剩余的机械、电机、化工等系科独立组建为太原工学院（后发展为太原理工大学）。

经过这次调整，原国立山西大学的文、理、工、法、医等主要学院几乎全部被剥离，仅保留文、理两科，并于1953年调整为山西师范学院。1959年，在山西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曾一度恢复山西大学校名，但不久又复名师范学院。这一时期的山西大学，其综合大学的实力和格局受到严重削弱，办学重点转向了师范教育。

六、 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与振兴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
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对综合性人才需求的增长，恢复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建设成为必然趋势。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山西师范学院正式复名为山西大学，标志着这所百年老校重新回归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复名以来，山西大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学校积极优化学科布局，在巩固传统文理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法、管、工、艺术等学科，逐步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学校先后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大学，并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一省一校），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进入21世纪，山西大学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2012年，学校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省部共建大学，提升了办学层次和发展平台。2014年，经科技部、教育部批准，山西大学依托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优势平台，成为地方高校中少数获批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校之一，显示了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强大实力。近年来，山西大学的物理学、哲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一些前沿研究方向达到了国内领先甚至国际先进水平。学校还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能源化工、生物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 历史地位与文化传承

纵观山西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它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化石和重要见证者。其创办之初的“两斋制”，是中西教育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独特尝试，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接纳西方文明过程中的探索与调适。作为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两所为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亟需的科技、教育、法政、工程人才，许多毕业生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山西大学的精神传统，深深烙刻着时代与地域的印记。“求真至善、登崇俊良”的校训，体现了对追求真理、崇尚美德、培育英才的不懈坚持。“勤奋、严谨、信实、创新”的学风，凝聚了一代代山大人艰苦创业、务实进取的精神品质。从抗战时期的流亡办学，到院系调整后的砥砺前行，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奋发图强，山西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校园内保存至今的早期建筑物，如大礼堂、图书馆（原工科教学楼）等，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学校的百年沧桑与辉煌。今天的山西大学，在继承深厚历史底蕴的基础上，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面向未来，朝着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稳步迈进，继续书写着育人报国、追求卓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