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校史简介，什么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建校的(人大法学院校史背景)

一、 革命烽火中的源起与初创（1937-1949）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校史，其光辉起点深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教育与法制探索实践。要理解其建立的深厚根基，必须回到那个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年代。

（一）历史源流：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培养抗日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这所学校虽以培养军政干部为主，但其教育内容中已包含了对政策、纪律和革命法制原则的初步探讨，孕育了早期人民民主法制的萌芽。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组建为华北联合大学，并在极端艰苦的敌后环境下坚持办学。华北联大设有法政学院，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政策法律教育，为根据地政权建设输送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建立新中国的需要，以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为基础，成立了华北大学。华北大学下设的政治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其教学内容中法学相关知识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全国解放后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法制准备了干部条件。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正规法学教育，但它确立了法学教育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基本方向，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为日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创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储备了师资力量，并奠定了深厚的革命传统。

（二）建校的社会与历史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及其法律系的成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具有深刻的社会与历史背景。

• 新中国政权巩固与建设的迫切需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旧的国家机器被粉碎，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亟待巩固。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体系后，新中国面临着创建全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艰巨任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构，都急需大量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原理又掌握新法学知识的干部。
• 社会主义法制初创的内在要求：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保障革命成果，规范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制定《共同纲领》、筹备宪法以及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都迫切需要专业的法学人才参与其中。没有自己培养的法学专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无从谈起。
• 向苏联学习的历史选择：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是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在法制建设领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被认为是唯一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
  因此，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系统引进和传授苏联法学，成为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种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同时又充满挑战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以培养财经、政法干部为重点的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而法律系，作为培养政法人才的核心基地，自然成为这所大学的中流砥柱。

二、 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摇篮与探索（1950-1966）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法律系作为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开启了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崭新篇章。这一时期，法学院的角色是开创者和奠基者。

（一）引进苏联模式与体系建构

建系之初，法律系全面借鉴苏联的法学教育经验。大批苏联专家被聘请来华，直接参与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他们带来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以及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部门法的学说体系。中国青年教师和学生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法学教学与研究骨干。法律系初步设立了与国家法制建设需要相对应的专业方向，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系统化的法学教材，建立了教研室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这种“苏联模式”的引进，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与旧法统彻底决裂的新法学教育体系，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其带来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也对日后中国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人才培养与师资建设

法律系早期主要招收两类学生：一是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称为“调干生”；二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优秀青年。这种生源结构保证了人才培养既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具备扎实的文化基础。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案例分析和实践环节。短短数年间，法律系为全国输送了大批高质量的法学毕业生，他们迅速成为各级政法机关、法律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被誉为“新中国法学家的摇篮”。
于此同时呢，法律系自身也汇聚和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如孙国华、高铭暄、许崇德等一批日后成为中国法学界泰斗的学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其教学生涯的。他们不仅在教学中辛勤耕耘，还积极参与了1954年《宪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讨论工作，将学术研究与国家立法实践紧密结合。

（三）曲折中的发展

在1957年之后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法学教育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法律系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也受到一定影响。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一度蔓延，一些法学课程被精简或取消。即便在困难条件下，法律系的师生仍然坚守岗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保存新中国法学教育的火种做出了努力。这一时期的发展虽有波折，但为后来的恢复与重建埋下了种子。

三、 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1978-200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也迎来了恢复、发展和腾飞的黄金时代。

（一）拨乱反正与迅速恢复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法律系随之恢复招生。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法学人才断层和法律知识荒芜，法律系肩负起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培养急需法律人才的紧迫任务。老一辈法学家重新走上讲台，将中断多年的知识体系迅速恢复起来。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计划重新修订，学术活动日益活跃。法律系不仅恢复了传统的法学专业，还适应社会需要，增设了经济法等新兴专业方向。

（二）学科体系的完善与提升

1986年，在法律系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院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在巩固传统优势学科如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新兴学科领域。学院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建立了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多个学科被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奠定了其在中国法学教育界的领军地位。

（三）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贡献

改革开放为法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法学院学者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积极参与国家立法进程。在《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几乎所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中，都凝聚了人大法学院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学院创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法学学术期刊，出版了大量的法学专著和教材，发起并主持了众多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推动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四、 迈向新时代的卓越与引领（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也开启了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新征程。

（一）巩固领先地位与追求卓越

法学院在历次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法学一级学科均名列前茅，持续引领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它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院汇聚了一支学术造诣精深、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其中不乏担任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负责人、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咨询的知名学者。

（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

学院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率先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探索跨学科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强调立德树人，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培养学生具备“德法兼修”的素质。注重实践教学，加强与国际知名法学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十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法律人才，他们活跃在立法、司法、行政、学术、企业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

法学院始终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法治进程。学者们深度参与民法典的编纂这一世纪工程，以及国家安全、反腐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立法与政策研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学院还通过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干部培训等多种形式，直接服务社会公众，弘扬法治精神。

（四）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法学院大力拓展国际交流，与众多世界顶尖法学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它不仅是外国学者了解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窗口，也开始在国际法学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响亮的“中国声音”，致力于为全球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回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七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它从延安窑洞的灯火中走来，在新中国建设的浪潮中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壮大，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追求卓越。它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其发展史既是新中国法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也是一部服务人民、追求真理、崇尚法治的奋斗史。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将继续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宗旨，为培养更多卓越法治人才、繁荣中国法学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