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学舞蹈的(延安舞蹈培训)

延安，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座圣城，其意义远不止于政治与军事的中心。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它同样孕育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发展走向的文化与文艺运动。其中，舞蹈艺术的变革与实践，构成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响亮篇章。延安学舞蹈，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定义，而是对这一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一系列舞蹈创作、表演、教育及理论思想的总称。它是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自发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艺术现象，其核心使命是运用舞蹈这一直观感性的艺术形式，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士气，为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服务。

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彻底摆脱了旧有舞蹈局限于剧院舞台或民间自娱的范畴，被赋予了全新的政治功能和社会角色。它不再是少数人的消遣，而是变成了大众的、战斗的武器。舞蹈工作者们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又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对传统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挖掘、整理、改造与创新，创造出了一种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又能准确传达革命理念的新型舞蹈语言。这场运动不仅留下了《兄妹开荒》、《丰收舞》、《腰鼓舞》等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更塑造了中国舞蹈未来发展的基本品格——强烈的现实关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延安学舞蹈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任何艺术形态的勃兴都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土壤。延安学舞蹈的诞生，是时代召唤、政治需要、文化自觉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族救亡的现实压力是最直接的动因。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考验，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动员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舞蹈以其肢体语言的直观性、感染性和易于传播性，超越了语言文字的障碍，成为面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广大农民和士兵进行宣传鼓动的最有效形式之一。用舞蹈来表现生产劳动、歌颂战斗英雄、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党的政策，能够最快地激发情感共鸣，凝聚斗争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根本指引。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思想，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讲话》精神像一盏明灯，为包括舞蹈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道路。它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转变思想感情，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这一方针彻底重塑了舞蹈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延安学舞蹈形成的理论基石和政治保障。

进步文艺青年的涌入带来了新鲜血液。抗战时期，大批满怀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艺术家、知识分子历经千辛万苦，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他们之中不乏受过专业舞蹈或戏剧训练的人才，如吴晓邦、戴爱莲等，虽然他们在延安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艺术理念与延安当地的文艺力量相结合，为传统民间形式的改造提升注入了现代艺术元素和专业创作方法，提升了延安舞蹈的艺术水准。

陕北丰富的民间艺术遗产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延安地处陕北，这里孕育了深厚质朴的民间文化，尤其是秧歌、腰鼓等民间歌舞形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舞蹈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对这些旧形式进行“推陈出新”，剔除其封建糟粕，注入革命新内容，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延安舞蹈创作的一条捷径和主要方法。

核心特征与艺术风格

延安学舞蹈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鲜明而独特的核心特征与艺术风格，使其在中国舞蹈史上独树一帜。

强烈的政治性与宣传性：这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舞蹈不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审美活动，而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每一个舞蹈作品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和教育意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生产运动和战斗号召，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鲜明的人民性与大众化：舞蹈的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内容上，大量表现工农兵的生产、生活、战斗和学习；在形式上，采用群众熟悉和喜爱的民间舞蹈语汇；在表演场域上，从剧场走向广场、田间、操场，打破了演员与观众的界限， often 引发集体参与和互动。舞蹈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浓郁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延安的舞蹈工作者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们深入挖掘陕北及周边地区的民间舞蹈遗产，尤其是对秧歌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剔除了旧秧歌中调情、迷信等不健康成分，保留了其粗犷、豪放、欢快的基本风格，并融入战士、工人、农民等新时代人物形象和开荒、生产、练兵等革命生活内容，创造出了“新秧歌”。腰鼓也从传统的民间祭祀和欢庆仪式，发展为气势磅礴、鼓舞士气的胜利之舞。

质朴刚健的现实主义风格：由于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华丽的服装、布景和灯光，舞蹈创作回归到本体，强调以扎实的肢体动作和真挚的情感表现生活。动作语汇大多从劳动动作和军事动作中提炼、夸张而来，充满了力量感和生活气息，形成了一种乐观、向上、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追求技巧的炫技，而追求情感的真实和思想的深刻。

主要的舞蹈形式与代表性作品

延安时期的舞蹈创作以新秧歌运动为主体，同时涵盖了其他形式的舞蹈探索。

• 新秧歌剧与秧歌舞：这是延安舞蹈最辉煌的成就。它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小型的广场歌舞剧。代表作《兄妹开荒》堪称典范，它通过兄妹二人竞赛开荒生产的小故事，生动反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人物形象活泼可爱，音乐舞蹈欢快热烈，一经推出便风靡整个边区，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代表作。
  除了这些以外呢，《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等也都是广受欢迎的作品。单纯的秧歌舞也被广泛用于节庆和宣传活动中，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 腰鼓舞：安塞腰鼓等民间形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铿锵的鼓点、雄浑的舞姿、磅礴的气势，完美契合了革命队伍所需要的战斗精神和胜利信念，发展成为表现力量、勇气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典型舞蹈。
• 根据现实生活创作的新舞蹈：一些受过现代舞训练的艺术家也尝试进行创作。如吴晓邦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聂耳音乐伴奏）和《游击队员之歌》，运用现代舞的表现手法，生动塑造了抗日战士的形象，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在当时给人以全新的艺术感受。
• 民间舞蹈的搜集与整理：舞蹈工作者们也开始了对中国民间舞蹈，尤其是少数民族舞蹈的初步搜集与整理工作，为后来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组织机构与人才培养

延安舞蹈活动的开展，依托于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机构和团体。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核心基地。虽然鲁艺没有设立独立的舞蹈系，但在其戏剧系和音乐系的教学与实践中，舞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重要的秧歌剧和新舞蹈作品都是在鲁艺诞生的。鲁艺的实验剧团、文艺工作团经常下乡、下部队演出，既是宣传队，也是播种机，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文艺骨干。

此外，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艺术剧院、部队文艺工作团等众多团体，都活跃着舞蹈工作者的身影。他们采取“文艺工作队”的形式，深入前线与农村，一边演出，一边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在实践中学，在群众中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思想改造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强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造就了一代新型的文艺工作者。

深远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延安学舞蹈的历史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它从根本上塑造了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轨迹和精神气质。

它确立了舞蹈艺术的“人民性”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新中国舞蹈创作不可动摇的基石。从建国初期的《红绸舞》、《荷花舞》，到后来的《洗衣歌》、《丰收歌》，乃至许多当代佳作，其精神内核始终是对人民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情感的表达。

它开辟了舞蹈民族化的发展道路。延安时期对民间舞蹈的利用和改造，开启了中国舞蹈民族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 systematic 地对全国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普查、整理、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体系，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起点。

再次，它奠定了现实主义舞蹈的创作传统。关注现实、反映时代、服务于社会，成为中国舞蹈主流的创作方法。无论是表现革命历史，还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它留下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宝贵创作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力源于最广大、最深厚的社会实践，脱离了生活和人民，艺术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延安学舞蹈因其特殊战时环境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工具化和功利性的色彩，在艺术本体的探索和形式的多样性上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的精神，对于当下舞蹈艺术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着每一位艺术工作者，艺术的价值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艺术的永恒魅力深植于民族的土壤与时代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