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树人学院的创始人是谁，前身是什么(创始人及前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潮。经济建设步伐加快，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尤其是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当时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传统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无法完全满足广大青年求学深造和社会对人才的海量需求。这种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为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浙江，作为中国沿海开放前沿阵地，市场经济活跃，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对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召唤下，在浙江这片热土上，孕育了创办民办高校的构想。

当时，浙江省内的各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汇聚了许多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人士。他们长期关注国家教育事业，对人才短缺的现状有着切肤之感，也怀揣着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民盟本身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成员中教育家众多，对于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径有着内在的动力和独特的优势。
因此，由民盟浙江省委牵头，联合其他社会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构想逐渐清晰起来。这一构想得到了浙江省党政领导的开明支持，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新生事物的诞生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创办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的年代，民办高校的概念极为新颖，甚至有些“另类”。从办学资质审批、资金筹措、师资聘请到场地落实，无一不充满挑战。创办者们发扬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依靠有限的社会捐助和自身影响力，一步步克服困难。他们没有走传统大学的老路，而是明确提出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按需设置专业、择优推荐就业”的办学思路，这在当时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凸显了面向市场、灵活办学的特征。这一切的努力，最终促成了浙江树人学院前身的诞生。

如前所述，浙江树人学院的创办是一个集体行为，是一批教育先行者共同奋斗的结果。将其创始人归结为某个单一个体是不全面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创始人群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 以民主党派为核心： 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发起者、组织者和持续推动者的关键角色。民盟组织提供了最初的倡议平台、部分启动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网络。许多民盟成员中的老教授、老专家成为了学校最早的教学和管理骨干。
• 汇聚社会贤达： 除了民盟组织，创办过程还吸引了浙江省内其他关心教育的企业家、退休党政干部、知名学者等社会贤达的参与。他们或出资捐助，或利用自身影响力争取支持，或贡献专业知识，形成了支持学校创办的广泛统一战线。
• 关键人物推动： 在集体领导下，确实有一些关键人物发挥了突出的引领和协调作用。
  例如，当时民盟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他们以其声望、魄力和执着，在争取政府认可、凝聚各方共识、解决具体难题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他们的工作是代表组织、依靠集体的，其功绩应置于群体贡献的框架内来理解。

这种集体创始的模式，使得浙江树人学院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社会共有”色彩，而非个人或家族产业。其办学决策更能体现社会公益导向，也为其后来吸纳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实现稳定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将创始人界定为这个以民盟浙江省委为核心的群体，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更能彰显学校“取自社会、用于社会”的公益属性。

浙江树人学院清晰的直接前身是成立于1984年的杭州社会大学。这所学校的成立，是上述创始人群体将理念付诸实践的第一个实质性成果。

• 性质与定位： 杭州社会大学最初是一所业余性质的成人高等学校，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提供大专层次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其名称中的“社会”二字，精准地概括了其办学依靠社会力量、服务社会需求的根本特征。
• 办学模式： 创办初期，学校条件极为简陋，缺乏固定校舍，多租用中学教室夜间上课，被称为“弄堂大学”、“夜大学”。教师也多聘请公办大学的退休教师或兼职教师。这种“无固定校舍、无国家拨款、无专职教师编制”的“三无”状态，是早期民办教育探索者的真实写照，但也锻炼了学校强大的生存适应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 专业设置： 专业设置紧密结合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早期开设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经济、财务会计、英语、中文秘书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 更名与发展：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声誉的提升，杭州社会大学不断发展。1985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更名为“浙江社会大学”，办学层次和范围有所拓展。1994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批准，在浙江社会大学基础上建立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浙江树人学院，这标志着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成人业余教育为主转向普通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存。2003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更名为“浙江树人大学”，实现了办学层次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因此，从杭州社会大学到浙江社会大学，再到浙江树人学院（大学），这是一条清晰连贯的发展主线。杭州社会大学作为前身，不仅提供了组织雏形和办学经验，更重要的是传承了艰苦创业、面向社会、学以致用的精神基因。

学校从“社会大学”更名为“树人学院”，绝非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办学理念的升华和固化。“树人”一词，源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寓意培养人才是长远大计。选择“树人”作为校名，深刻体现了创办者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和崇高的价值追求。

这一理念的内涵主要体现在：

• 育人为本： 明确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一切工作围绕学生的成长成才展开。这与当时一些可能过于偏重经济收益的办学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坚守了教育的初心。
• 注重品德： “树人”不仅指传授知识技能，更强调道德品质的塑造，要求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对社会有用的人。
• 长期投入： 认识到教育效果的滞后性和长期性，办教育需要有“百年树人”的耐心和定力，不能急功近利。

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创始人群体，特别是其中的老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他们将自己毕生对教育的思考和理想灌注于这所新生的学校之中，使得“树人”成为学校最核心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图腾。

从杭州社会大学到浙江树人学院确立的十年间，是学校创业维艰、奠定基业的时期。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 政策与认同挑战： 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强大的背景下，民办学校的合法地位和社会认同度都较低。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获得与公办学校的平等待遇、改变社会对民办教育的偏见，是首要难题。
• 资金与资源挑战： 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学费收入和社会捐助，时常捉襟见肘。校舍、图书、设备等硬件资源极度匮乏。
• 师资与质量挑战： 建立一支相对稳定、质量可靠的师资队伍是保证办学质量的关键。早期主要依靠兼职教师，管理难度大，教学连续性面临考验。

面对这些挑战，学校创办群体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韧性：

• 灵活办学机制： 充分发挥民办体制优势，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管理上紧贴市场变化，快速响应社会需求。
• 争取多方支持： 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争取政策理解和支持；加强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广泛联络海内外乡贤和社会各界，争取捐助和资源。
• 艰苦奋斗精神： 师生员工发扬勤俭办学的精神，克服硬件条件差的困难，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教学环节。

通过这些努力，学校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为后续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资源和声誉。

独特的创办历史和前身渊源，对浙江树人学院后续的办学特色、文化基因和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 奠定了“民办公助”的体制基础： 学校自创办之初就探索了一条依托民主党派和社会力量办学、同时积极争取政府支持的道路。这种“民办公助”模式，既保持了民办机制的灵活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体制内的资源与认可，成为学校体制特色的重要来源。
• 塑造了服务地方的应用型导向： 源于社会、服务社会的基因，使得学校始终将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办学出发点。这直接决定了其应用型大学的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都紧密围绕浙江的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 传承了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 早期“弄堂大学”的经历，铸就了学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敢于拼搏的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在学校后续的校园建设、规模扩张、层次提升过程中，持续发挥着激励作用。
• 强化了公益性的价值追求： 由社会力量集体创办的背景，使得学校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置于单纯的经济利益之上。这影响了学校的收费政策、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对教育公平的追求。
• 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 创始群体的多元化（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以及早期面向在职人员、社会青年开放的招生政策，促进了学校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回顾浙江树人学院的创办史，我们看到它不仅是一所学校的诞生记，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业、探索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以民盟浙江省委为核心的创始人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以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创办了前身杭州社会大学，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今日的浙江树人大学。这段历史中所蕴含的创业精神、树人理念以及服务社会的宗旨，至今仍是学校宝贵的财富和发展的动力源泉。理解这段渊源，对于深刻把握浙江树人学院的办学传统和未来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校的创办历程充分证明了，顺应时代需求、凝聚社会智慧、坚持育人初心，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