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史简介，什么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建校的(国美校史背景)

一、 时代召唤与奠基西湖（1928-1937）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国家并未真正走向富强，反而陷入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的深重危机之中。知识界在反思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时，逐渐认识到，仅靠技术或制度的模仿难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从文化层面、从国民精神的塑造上寻求突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其对封建旧文化的猛烈批判和对“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的推崇，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在这一背景下，艺术的功能被重新定义，它不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墨戏或宫廷庙堂的装饰，而被赋予了“启蒙大众”、“改造社会”的崇高使命。

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是这一思潮的集大成者和积极实践者。他早年留学欧洲，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坚信美育具有超越宗教的感化力量，能够陶冶性情、完善人格、促进社会和谐。他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极力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现代艺术教育机构，以期培养出能创造新时代艺术、引领国民审美趣味的人才。杭州，以其秀美的西湖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被蔡元培视为实施美育理想的“天然佳地”。他认为，在这远离政治中心喧嚣的湖光山色之间，更有利于艺术家涵养静心，潜心创作。

1928年，经蔡元培积极倡导与擘画，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孤山罗苑正式成立。蔡元培亲任院长，并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开学典礼演说，奠定了学院“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基调。首任实际主持院务的林风眠，是一位怀有宏大艺术理想和革新精神的年轻艺术家。他深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办学方针。这一方针清晰地指明了学院在应对中西文化碰撞时的基本立场：不是简单照搬西方，也不是固守传统，而是通过深入研究两者，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形态。

建院之初，学院汇聚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富朝气和才华的艺术家与教育家，如林文铮（教务长）、吴大羽（西画主任）、潘天寿（国画主任）、李苦禅、刘开渠、李金发等。他们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探索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教学上，学院引入了西方美术学院的工作室制和一整套系统的写生训练方法，强调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与表现，这与传统师徒相传、临摹古画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于此同时呢，学院也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力图在新的视野下重新发现其价值。

这一时期，国立艺术院不仅是艺术教育的中心，也成为新艺术运动的策源地。以林风眠为首的艺术家们积极倡导“艺术运动”，组织策划了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艺术馆”展览，出版了《亚波罗》、《亚丹娜》等学术刊物，旨在扩大新艺术的社会影响，推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学院的师生创作活跃，在各种艺术风格上进行大胆尝试，虽然内部也存在写实与表现、传统与创新等不同艺术观念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恰恰体现了学院的活力。可以说，在西子湖畔的这十年，是学院艰苦创业但成果丰硕的十年，它成功地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树立了一个高起点，奠定了其注重创造性、学术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传统。

二、 烽火西迁与薪火相传（1937-194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平静的校园生活被彻底打破。国难当头，学院被迫踏上漫长而艰辛的西迁历程。这一历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对艺术教育生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艺术如何服务于抗战、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刻实践。

学院先是迁至浙江诸暨，后转至江西贵溪。1938年，与其他内迁院校一样，奉命与北平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过程充满波折，两校师生因艺术观念、教学传统乃至生活习惯的差异，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学校领导层也数次更迭（包括林风眠的离职、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等先后主持校政）。尽管如此，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为抗战而艺术”成为全体师生共同的信念。学校最终迁至重庆附近的璧山、青木关直至沙坪坝磐溪。

西迁之路，条件极其艰苦。校舍多是借用祠堂、庙宇或简陋的农舍，教学设备匮乏，物资供应困难，师生们常常要躲避日机轰炸，生活动荡不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艺术教育的火种却未曾熄灭。教师们坚守岗位，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学生们则更加刻苦学习，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结合。艺术创作的主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反映抗战现实、歌颂军民英勇事迹、揭露敌人暴行、激发爱国热情成为主流。木刻版画、宣传画、漫画等易于复制传播的艺术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宣传动员作用。
于此同时呢，师生们也有机会深入西南内陆地区，接触到以往不熟悉的风土人情和少数民族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艺术的表现题材和审美视野。

潘天寿在抗战后期及战后主持校政期间，特别强调对中国画传统的维护与弘扬。他认为，在民族危难之际，更应该珍视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髓。他着力整顿国画教学，强调笔墨功底和人文修养，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中国画坛中坚力量的人才。这一阶段，尽管学校合并带来阵痛，局势动荡不安，但学院在逆境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艺术教育在战火中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因其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刻绑定，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动力。师生们用艺术参与抗战，用画笔和刻刀记录时代，坚守了文化传承的使命，锤炼了坚韧不拔的意志，这成为学院校史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新的征程与时代旋律（1949-197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艺术和教育事业被纳入国家整体建设的轨道，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先后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0年）和浙江美术学院（1958年），其办学方向、教学体系和组织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院经历了全面的教学改革。原先深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的教学体系被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教育模式所取代。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性、主题的思想性、形式的写实性与人民性。系统的素描训练被置于教学的核心地位，被视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创作上要求深入生活、反映现实，表现工农兵英雄形象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一转变使得写实技巧得到空前强化，产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其他艺术风格和个性化表达的探索。

在这一时期，学院的一些传统优势学科，特别是与中国画相关的教学，经历了复杂的调整过程。有一段时期，中国画曾一度被合并为“绘画系”，或被称为“彩墨画系”，以强调其与西画在造型基础要求上的一致性。潘天寿等老一辈艺术家对此深感忧虑，并为争取中国画的独立学科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特色进行了不懈努力。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政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中国画系得以恢复，潘天寿出任院长后，更是大力推行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强调临摹、写生、创作相结合，重视诗词、书法、篆刻的修养，力图在新时代延续和发展民族绘画的命脉。

与此同时，学院的工艺美术教育得到了显著加强。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染织、装潢、陶瓷等专业迅速发展，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和设计行业的起步培养了大量人才。版画、雕塑等专业也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和建设需要，创作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作品。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学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瘫痪，招生中断，许多教师受到迫害，大量珍贵的教学资料和艺术品遭到毁坏，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陷入停滞。学院的发展遭遇了严重挫折。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坚持对艺术的信念和追求。这段历史是学院历程中一段曲折的记忆，也从反面证明了学术自由、艺术规律对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四、 改革开放与多元新局（1977-1999）

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的解放、国门的打开，为艺术教育带来了久违的春天。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恢复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也迎来了恢复、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黄金时代。

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是当务之急。学院重新确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方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请回了一批被迫离开教学岗位的老教授，他们重新焕发艺术青春，成为学科重建的中流砥柱。
于此同时呢，学院迅速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本科和研究生招生，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

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艺术思想的空前活跃和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探索。长期被禁锢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极大地冲击了此前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模式。学院内展开了关于艺术形式美、抽象美、艺术本体语言等问题的热烈讨论，鼓励了艺术家对个人情感、内心世界和艺术语言本身的关注。油画、版画、雕塑等专业领域，涌现出多种风格流派并存的局面，从伤痕美术、乡土写实到“85新潮”以来的各种前卫艺术探索，学院的师生都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画教学在反思中深化。在重新深入研究传统的同时，也积极回应现代艺术的挑战，探索中国画语言在现代语境下的转换与创新。陆俨少、陆抑非、舒传曦等先生在教学和创作上各有建树，推动了中国画的现当代发展。设计学科（由工艺美术发展而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迅速扩展专业领域，如工业设计、环境艺术、服装设计等新专业相继设立，教学理念与国际接轨，影响力日益扩大。

这一时期，学院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不仅邀请大量海外知名艺术家、学者来院讲学，也积极选派师生出国留学、访问，参与国际展览。学院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
于此同时呢，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极大改善，南山路校区的重建和象山中心校区的规划建设，为学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美术学院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专门学院，转变为一个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思想活跃、与国际艺术教育界保持密切交流的综合性美术院校，为其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做好了准备。

五、 世纪腾飞与构筑高地（2000年至今）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学院以“建设世界一流特色大学”为目标，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校园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确立了其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领域的引领地位。

学科建设迈向纵深化和跨界融合。学院不仅巩固了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等传统优势学科的核心地位，使其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持续名列前茅，还积极拓展了影视与动画、建筑与景观、艺术管理与教育等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构建了覆盖视觉艺术生产、传播、应用全链条的学科体系。特别是提出了“视觉艺术东方学”的整体建构思路，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和哲学思想出发，建立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创作与理论体系，回应全球艺术语境中的东方主体性问题。

校园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本世纪初，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学院在转塘镇象山区块规划建设了占地数百亩的象山中心校区。由著名建筑师、学院教授王澍主持设计的象山校园，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地域建筑特色与现代大学功能需求相结合，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人文气息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成为学院乃至杭州的一张文化名片。随后，南山校区的改造升级、张江校区的建立（后调整为上海设计学院）以及良渚新校区的建设，共同构成了学院“多校区一体发展”的办学格局，为师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创新。学院深入实施“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的“四通”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厚植传统根基与激发当代创新并重，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兼备。推行工作室制、导师制、项目制教学，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和开展跨界艺术实践。招生改革不断深化，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生源。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活跃在国内外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社会服务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学院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如上海世博会、G20杭州峰会等视觉设计），助力社会美育和城乡文化建设。持续举办“杭州·中国画双年展”、“纤维艺术三年展”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展览活动。与国际顶尖艺术院校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师生交流、合作研究日益深入。学院正从一个国内领先的艺术学府，向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视觉文化学术共同体迈进。

回顾中国美术学院九十余年的风雨历程，从西湖畔的初创到烽火中的坚守，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型到改革开放后的勃发，再到新世纪的腾飞，其发展轨迹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它诞生于民族救亡与文化启蒙的时代洪流中，成长于国家独立与建设的艰苦奋斗中，腾飞于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代代国美人秉持“行健、居敬、会通、履远”的校训精神，以艺术为志业，以育人为根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回应着时代的课题，推动着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探索。其历史不仅是一所学校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现代艺术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走向自觉与自信的缩影。展望未来，中国美术学院将继续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使命，为构筑中国艺术教育的东方高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艺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