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医科大学哪一年成立建校的(遵义医科大学建校时间)

遵义医科大学的历史溯源与成立背景

要深入理解遵义医科大学于1947年的成立，必须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画卷之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处在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十字路口。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火摧残的华夏大地百废待兴，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革命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普遍，人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深刻认识到培养自己的医疗卫生人才对于保障军民健康、争取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在这一时代召唤下，一批有识之士和革命干部开始筹划建立一所能够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和未来新中国建设的医学院校。选址在遵义，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遵义，这座因193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而闻名于世的英雄城市，本身就象征着在困境中探寻光明之路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在此地创办医学院，无疑承载着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开辟新道路的美好愿景。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缺乏稳定的校舍、完备的教材和充足的师资，但创办者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医学教育的热忱，克服万难，开启了艰难的创业历程。学校的早期雏形，便是在这种筚路蓝缕的环境中孕育而生，为1947年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筹备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尽快培养出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务工作者，输送到前线部队和后方医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

建校初期的艰难岁月与使命担当（1947-1949）

1947年，这所被寄予厚望的医学院校在遵义正式宣告成立。尽管关于其最初的具体名称可能存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而亲手创办的医学教育机构的性质是明确的。建校之初，学校的一切都带有浓厚的战时色彩和艰苦奋斗的印记。

• 办学方针明确： 学校的办学方针紧密围绕战争需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战争”，培养目标是能在艰苦战争环境下独立开展战地救护和疾病防治的实用型医学人才。学制可能相对灵活且缩短，以适应快速培养人才的需要。
• 教学条件简陋： 校舍可能借用民房或简易搭建，教学设备极其匮乏。教材多为教师自编的油印讲义，内容侧重于战时最急需的外科、内科、护理等知识和技能。临床实习则主要依托于附近的军队医院或地方诊所。
• 师生构成特殊： 教师队伍主要由一批投身革命的医学专家、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军医以及当地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组成。学生则多来自进步青年、部队选送的卫生员等，他们不仅学习医学知识，也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
• 历史贡献显著： 在这段短暂的初创时期，学校虽规模不大，但像一颗火种，为前线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急需的医疗卫生骨干。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救死扶伤，在条件艰苦的后方防治疾病，为保障部队战斗力、保护人民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积累了在特殊环境下办医学教育的宝贵经验。

这一时期，学校的存在与发展始终与革命战争的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它的诞生，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战略北迁与融入大连大学（1949年及以后）

1949年，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一年，也是遵义医科大学早期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科教文卫事业，党中央决定在大连这样工业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城市，创办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大连大学。

在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原来在遵义创建的医学院校接到了北上的命令。这次迁移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合与提升。学校的主体师生队伍奉命北上，与来自其他地区的相关教育资源汇合，共同组建成为新成立的大连大学医学院。这一举措具有多重深意：

• 资源优化整合： 将分散的、条件有限的医学教育力量集中起来，利用大连相对较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进行高起点的建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水平的快速提升。
• 学习苏联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教育模式是重要的借鉴对象。大连作为当时与苏联联系密切的城市，便于引进苏联先进的医学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培养符合新中国建设要求的高级医学人才。
• 服务全国建设： 大连大学医学院的定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国性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其服务面向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部队，而是放眼全国。

因此，1949年对于遵义医科大学的历史而言，是其学术血脉和办学体系一次关键的“升级”与“融合”。它标志着学校从一个带有战时临时性质的训练机构，正式纳入国家正规高等教育的序列，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更丰富的学术资源。这次北迁与整合，为学校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师资基础和制度基础。留在遵义的部分资源，可能以分校、附属机构或其他形式继续存在，维系着与黔北地区的联系。

扎根黔北与更名为遵义医科大学

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辩证色彩。当大连大学医学院（后历经变迁，发展为大连医学院）在北方蓬勃发展之时，国家宏观战略再次发生了调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加强三线建设、平衡全国高等教育布局的考虑，党中央作出了将部分沿海高校的重要系科或整体内迁的战略决策。

在这一背景下，已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连医学院接到了南迁的命令。经过慎重选址，最终决定回迁至其精神起源地——贵州遵义。这次南迁，堪称一次“回归”与“重建”。1969年，大连医学院主体奉命南迁遵义，并正式更名为遵义医学院。这次更名，不仅是对地理位置的确认，更是对其历史渊源的追溯与致敬，重新激活了1947年在遵义初创时的红色基因。

回迁的过程同样充满艰辛。从沿海发达城市到西南内陆山区，无论是生活环境、工作条件还是社会配套，都面临着巨大的落差。但广大教职工怀着“献身三线、建设贵州”的家国情怀，发扬当年建校初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在遵义扎下根来，重新建设校园、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他们将为黔北乃至整个贵州省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和培养医学人才作为新的神圣使命。

在此后数十年的发展中，遵义医学院紧紧抓住国家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学科建设，提升科研水平，扩大办学规模，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为更好地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和发展目标，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学校于2018年正式更名为遵义医科大学。这次更名，是学校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其办学层次、综合实力和社会声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以“大学”标准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一校两源”的历史定位与精神传承

纵观遵义医科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诞生于遵义（1947）—壮大于大连（1949）—回归于遵义（1969）—腾飞于新时代”的独特轨迹。这就形成了其独有的“一校两源”的历史定位。

所谓“两源”，一源是1947年在遵义的革命熔炉中初创的红色基因和办学起点，它赋予了学校服务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底色。另一源是1949年融入大连大学后所继承的正规高等教育体系、严谨的学术传统和先进的医学教育理念，这为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办学规范。这两大源头活水，在遵义这片土地上交汇融合，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遵义医科大学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

• 红色基因是根与魂： 从1947年创办之日起，“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信念就深深融入学校的血脉。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员，还是在和平时期扎根贫困地区防病治病，这种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担当精神，是学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学术传统是枝与叶： 源自大连大学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系统规范的培养模式，使得学校能够在高等医学教育的轨道上稳健前行，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确保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这种精神传承具体体现在：

• “信念坚定、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 无论是奉命北迁还是毅然南归，学校始终以国家需要为重，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全局观念。
• “顽强拼搏、严谨治学”的优良校风： 在两次艰难的迁校创业过程中，师生员工表现出的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扎根事业的执着，与对医学科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 “无私奉献、服务地方”的办学宗旨： 长期扎根黔北，面向贵州，为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医学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此，遵义医科大学的建校史，是一部与党同心、与国同行的爱国史，是一部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薪火相传、立德树人的教育史。1947年作为其发端之年，永远铭刻在学校的历史丰碑上；而1949年与大连大学的渊源，则为其注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基因。这两段历史共同构成了遵义医科大学完整而辉煌的过去，也必将指引其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如今，遵义医科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医学为主、多学科支撑、特色鲜明、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省属重点高等院校。它拥有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学科、特色专业以及重点实验室。学校积极参与国家健康战略，在地方性疾病防治、微生物与免疫学、药学研发等领域形成了显著优势。
于此同时呢，它通过优质的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持续为贵州省及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回顾来路，正是始于1947年的那份初心与使命，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雨洗礼，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遵义医大人砥砺前行，为健康中国建设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