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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的创始人是谁,前身是什么(浙大创始人及前身)

关于浙江大学创始人及前身的综合评述浙江大学的创始人问题需从历史维度辩证看待,其创立并非由单一人物决定,而是晚清教育救国思潮与浙江地方官绅共同努力的成果。从直接推动力而言,浙江大学的最早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建,与杭州知府林启的实践密不可分。林启在任期间,深感旧式教育之弊,力主兴办新学,于1897年奏请创办求是书院并获得清廷批准,他亲自选址、定规,并担任总办,是书院得以落地的关键执行者。
因此,林启被普遍尊奉为浙江大学的主要创始人。而就思想渊源与更高层面的支持而言,时任浙江巡抚廖寿丰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对林启的办学倡议给予了鼎力支持并上奏朝廷,为书院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保障。
因此,浙江大学的创立是林启与廖寿丰协同合作的结晶。浙江大学的前身,即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其“求是”校训奠定了浙江大学百年来的精神基石。此后,学校历经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阶段,至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迅速崛起,被誉为“东方剑桥”。求是书院作为源头,其血脉始终贯穿于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塑造了其严谨求实的学风与报国为民的担当。正文
一、 时代背景:晚清变局与浙江新式教育的萌芽

十九世纪末,中华大地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朝大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接踵而至,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深刻反思,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局限性与引入西学的紧迫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专科学堂,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变革的破产。维新思潮随之兴起,改革科举、建立新式教育体系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呼声。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既是经济文化重镇,也是近代思想活跃的地区。宁波、温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较早在此传播。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开放的商业精神相结合,孕育了浙江士绅敢于革新、务实进取的品格。当时,浙江省内旧式书院虽多,但教学内容仍以八股文和经史子集为主,难以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经世致用之才。改革传统教育,创办讲授“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与外语的新式学堂,已成为浙江官绅中进步力量的共识。这一时代浪潮与地方诉求,为求是书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 关键人物:林启与廖寿丰的奠基之功

浙江大学的创立,两位关键人物——杭州知府林启和浙江巡抚廖寿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合作堪称地方官员务实推进近代教育的典范。

林启,字迪臣,福建侯官人,是一位具有强烈改革意识和实干精神的地方官员。他于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深感旧式教育的空疏无用,决心兴办新学以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林启并非简单的行政命令发布者,而是深入参与了书院创办的全过程。他亲自勘察选址,最终选定了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慈寺旧址,利用其殿宇房舍进行改造,既节省了开支,也赋予了这座古刹新的使命。他亲自拟定《求是书院章程》,明确规定“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课程设置兼重中学与西学,包括国文、经史、数学、格物、化学、外文等。他还四方延聘名师,如聘请美国籍教师王令赓教授英文和格致之学。林启本人亲任书院总办(即校长),事必躬亲,为书院的早期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因此,从实际创办和执行层面看,林启是浙江大学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始人。

廖寿丰,时任浙江巡抚,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支持是求是书院得以获批和获得资源的关键。廖寿丰同样是一位主张变革的开明官僚,他认同林启的办学理念,并将创办新式学堂视为浙江新政的重要内容。1897年正月,廖寿丰上奏光绪皇帝《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一折,正式提出了创办求是书院的申请。在奏折中,他阐述了创办新式学堂的必要性,并详细报告了书院的章程、经费、校舍等具体规划。清廷很快批准了这一奏请。廖寿丰在政治层面的推动和保障,为林启的办学实践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合法性。可以说,廖寿丰是浙江大学创立阶段在省级层面的最高决策者和支持者。

林启与廖寿丰,一位是富有远见的实干家,一位是提供顶层支持的开明长官,他们的通力合作,共同促成了求是书院的顺利诞生,双双被载入浙江大学的史册。


三、 源头追溯:求是书院——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嚆矢

1897年5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求是书院在杭州正式开学。它的成立,不仅是浙江大学百年辉煌的起点,更在浙江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求是书院的“求是”之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真理的探索精神,但在此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即实事求是、追求科学真理。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既通晓中国传统经典,又掌握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其学制与课程设置具有鲜明的近代高等教育特征:

  • 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不仅教授经史词章等“中学”,更重点开设了算学、地理、格致(物理、化学)、英语等“西学”课程。
  • 分级教学:学生按程度分班,因材施教。
  • 注重实践:虽初具雏形,但已开始强调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性。
  • 开放的管理:聘请外籍教师,引进国外教材,展现了开放的姿态。

求是书院的首批学生仅有30人,但皆为社会俊秀。书院学风严谨,管理严格,迅速成为江南地区新式教育的标杆。它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如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陈布雷、教育家蒋梦麟等,他们都曾在此求学。求是书院所确立的“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精神,直接演变为后来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成为学校最核心的文化基因。

因此,浙江大学明确无误的前身就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它并非由旧式书院简单改制而来,而是一所从创办之初就旨在融合中西、讲求实学的新式高等学堂,这一定位决定了浙江大学日后发展的基本走向。


四、 沿革发展: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的嬗变

求是书院成立后,随着清末学制的变革和民国初年教育体系的调整,其名称和建制几经变迁,但求是精神一脉相承,办学层次和规模不断提升。

  • 浙江求是大学堂(1901年): 清廷推行“新政”,下令各省书院改设大学堂。求是书院遂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是为浙江近代最早的大学堂。
  • 浙江大学堂(1902年): 遵循《钦定学堂章程》,更名为浙江大学堂。
  • 浙江高等学堂(1903-1914年): 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再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定位为省级最高学府,相当于后来的大学预科及专科程度。这一时期,学堂规模扩大,学科设置更为完善,为后续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 暂停与重组(1914-1927年): 民国初年,学制调整,浙江高等学堂停办。但其师资、设备及办学传统并未中断,部分并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机构。期间,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农业专门学校等专科学校相继成立,它们后来成为浙江大学工学院、农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行大学区制,在杭州合并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为首任校长。这标志着浙江省立大学的重建。
  • 国立浙江大学(1928年-至今): 大学区制废止后,1928年4月1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至此,“浙江大学”之名正式确立,并开始了其作为综合性大学的辉煌历程。1936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校长,他大力弘扬“求是”精神,广揽名师,艰苦办学,即使在抗日战争西迁流亡的极端条件下,仍使浙江大学迅速崛起为国内顶尖的大学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这一系列的名称变更与机构重组,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的完整发展链条。每一次变化都是适应国家教育政策和发展需要的结果,而其核心血脉始终源自1897年那个开风气之先的求是书院。


五、 精神传承:求是校训的凝练与光大

浙江大学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其自创始之初便确立并一以贯之的“求是”精神。这一精神由求是书院初创时提出,历经岁月淬炼,最终成为全体浙大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在求是书院时期,“求是”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上,即崇尚实学、实事求是,反对空谈和虚文。到了竺可桢校长时代,他将“求是”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1938年,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将“求是”正式定为校训,并深刻阐释其内涵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其“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使命。他认为,“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的统一。

在战火纷飞的西迁路上,浙大师生在竺可桢的带领下,秉持求是精神,坚持教学科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史地研究所对西南地区的考察、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学术壮举。这一时期,“求是”精神得到了最彻底的践行和最光辉的彰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继续弘扬求是精神,将其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如今的“求是”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它包括:

  • 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 鼓励原创性、引领性的科学研究。
  • 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强调学术诚信和扎实的学风。
  • 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 勇于面对挑战,敢为人先。
  • 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 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

这份源自林启、廖寿丰创办求是书院时播下的种子,经过一代代浙大人的浇灌,已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浙江大学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独特标识和强大动力。它不仅是校史的开端,更是学校灵魂的所在。

浙江大学的创始人是晚清杭州知府林启与浙江巡抚廖寿丰,其中林启在具体创办过程中贡献尤为突出。而其前身,则是创立于1897年、开浙江近代高等教育先河的求是书院。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名称虽几经更迭,机构虽屡有分合,但“求是”之魂未曾改变,创业先贤的远见卓识与实干精神,早已融入浙大的血脉,激励着这所百年学府在不断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贡献力量。这段起源的历史,不仅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的基石,更是理解其文化特质与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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