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学院学校简介，校史概述(武大法学沿革)

一、 学院概况与当代定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法学教育界最具影响力和声誉的法学院系之一，其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学院依托武汉大学深厚的文史哲底蕴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具备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并积极开展前沿法学研究，服务于国家法治建设与全球治理。

在学科布局上，法学院已形成门类齐全、重点突出的学科体系。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涵盖了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所有二级学科方向。其中，国际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也实力雄厚，持续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除了这些以外呢，学院还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创设了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展现了其前瞻性布局。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法学院汇聚了一支学术造诣精深、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团队。学院拥有众多在国内外法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包括：

• 资深教授与学术带头人：他们是在各自研究领域耕耘数十载的权威专家，奠定了学院深厚的学术根基。
• 中青年学术骨干：一大批获得国家级人才计划支持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学院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
• 国际化的师资背景：多数教师具有海外知名大学留学或访学经历，能够将国际前沿的法学理论和方法融入教学与研究。

在人才培养层面，法学院构建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本科教育强调“厚基础、宽口径”，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系统传授。研究生教育则突出专业化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开设大量前沿专题课程、组织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解决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学院特别注重实践教学，拥有设施完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并与各级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及大型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法律实务训练机会。

在学术研究方面，法学院是国家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院下设多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如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不仅是学术创新的策源地，也是国家相关领域立法与政策咨询的重要智库。学院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定期出版一系列在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期刊和丛书。浓厚的学术氛围鼓励着师生自由探索，进行原创性研究。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法学院秉持开放的态度，与北美、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广泛开展教师互访、学生交换、合作科研、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这种深度的国际交流极大地拓展了师生的国际视野，也提升了学院在国际法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 源流追溯与早期发展（1893-1949）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渊源，可追溯至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学堂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办学宗旨在于培养通晓时务的新式人才，以应“自强救国”之需。虽然当时并未直接设立法科，但其“中西兼通”的教育理念为后来法科的设立埋下了种子。1902年，自强学堂改制为方言学堂，学科设置有所调整，但仍未脱离培养实务人才的传统。

中国近代高等法学教育的真正起步，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百废待兴，法治建设被提上日程，对新型法律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在此背景下，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由方言学堂等校演变而来）正式设立法科，这被视为武汉大学法学的直接起源。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正式成立，同年开始筹建新校址于珞珈山。法科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1932年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陆续建成并使用，法学院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优美的校园环境、先进的办学设施为师生提供了优良的教学科研条件。这一时期，法学院汇聚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法学名家，如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燕树棠等。他们大多毕业于欧美或日本顶尖大学，不仅将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模式引入中国，更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教育传统，被学界誉为“珞珈山法学派”。

“珞珈山法学派”的特点是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强调学理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法律问题，追求学术与经世致用的结合。这一学派的影响深远，使得武汉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并列为当时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赢得了“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美誉。在此期间，法学院培养了大量的法律精英，他们日后成为法学教育、司法实务和外交领域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汉大学于1938年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法学院师生秉持教育救国的信念，坚持教学与研究不辍。乐山八年，虽条件简陋，但学术精神得以传承，并为国家保存了珍贵的法学教育火种。抗战胜利后，1946年法学院随学校复员武昌珞珈山，开始了战后重建工作。

三、 调整变迁与曲折前行（1949-197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法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阶段。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原有的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旧有的法律观念和课程被改造，大量引入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教材，强调法的阶级性和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功能。

1952年，在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被调出，与其他学校的法律系科合并，为后来成立专门的政法学院奠定了基础。而武汉大学则保留了其经济系等相关学科，法学院作为一个实体一度中断。这一调整在短期内适应了当时国家建设对政法干部的集中培养需求，但从长远看，也打断了武汉大学法学教育原有的发展脉络和学术传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武汉大学曾试图重建法律系，但此次重建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法学教育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受到冲击。随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高等教育陷入瘫痪，武汉大学刚刚有所恢复的法律系再次遭受重创，教学活动基本停止，教师队伍受到冲击，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断层。这一时期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严冬，武汉大学法学院也经历了其发展史上最为曲折和艰难的阶段。

四、 复兴重建与蓬勃发展（1977至今）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迎来了春天。1979年，武汉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正式恢复重建法律系，标志着武汉大学法学教育的伟大复兴拉开序幕。

重建之初，百废待兴。以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法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法律系的恢复工作中。他们重新规划学科、延揽师资、招收学生、编写教材。韩德培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重点突出、特色发展”的战略，尤其强调要大力发展国际法和环境法这两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前瞻性的学科方向。这一战略决策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日后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整个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法学院快速发展和壮大的时期。1980年，法律系获得国际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2年，获得法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随着学科实力的不断增强，1986年，武汉大学正式重建法学院，标志着其建制和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后，法学院的博士点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获得了国际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2003年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了完整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进入21世纪，武汉大学法学院进入了全面提升和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学院在巩固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网络法、金融法、人权法、社会治理法学等，以回应信息时代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大批拥有国内外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学者加入，为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大，与世界顶尖法学院的合作日益紧密。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武汉大学法学院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作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法学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它不仅是法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镇，也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智库，通过参与立法咨询、司法改革论证、提供法律解决方案等方式，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实践力量。

纵观武汉大学法学院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初创的艰辛、战争的磨难、调整的波折与复兴的辉煌。其历史是一部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发展的缩影。深厚的学术传统、执着的求真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共同铸就了今日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卓越地位。面向未来，武汉大学法学院将继续秉持“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精神，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培养更多卓越法治人才、推动中国法治文明进步和参与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