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知名校友有哪些，校史介绍(北大法学院校友与校史)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渊源与早期发展（1898-1949）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根基可追溯至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创立之初便设有“律例学”相关课程，这可谓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学教育的蹒跚起步。清末时局动荡，法学教育规模有限，体系亦未完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先生出任首任校长。在大学本科建制下，法科成为最初设立的四个学科之一，与文科、理科、工科并列，标志着北大法学院的正式建制诞生。

这一时期，北大法学院迅速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法学先驱，为学院的学术品格奠定了坚实基础。首任法科学长（即院长）由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王宠惠担任，他以其深厚的西学功底和对中国法律的洞察，引领了早期的发展。此后，诸如黄右昌（罗马法专家）、陈启修（财政法学先驱）等学者先后在此执教，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更致力于构建中国自身的法学知识体系。尤为重要的是，1917年，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法学院的学术繁荣。在蔡校长的支持下，法学院吸纳了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学者，形成了自由辩论、求真务实的学风。这一时期，法学院不仅是传授法律技艺的场所，更是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培养的学生开始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共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北大法学院的血脉在西南联大法商学院得以延续。师生们于茅草筑成的校舍中，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下，依然坚持教学与研究，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种在逆境中坚守学术、心系国家的精神，成为了北大法学院宝贵的精神财富。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北平，法学院重返红楼，逐步恢复教学秩序，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型与积淀（1949-197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北大法学院也随之经历了深刻的转型。旧的“六法全书”体系被废除，建立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体系成为当务之急。法学院的任务从传承近代法学知识，转变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新型政法干部。这一时期内，一批曾留学苏联的法学学者和来自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者加入师资队伍，带来了苏联的法学模式与革命的法制经验。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这是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一个关键节点。调整中，北大法学院保留了其核心力量，并融入了来自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法律系、政治学系的精华师资，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全国法学教育重镇的地位。此次调整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成为直属学校的基础学科系。
随着此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正常的法学教育秩序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学教育几乎陷入停滞，北大法律系也遭受了严重破坏，招生中断多年。尽管环境艰难，仍有一批学者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资料整理和思考，为日后法学的恢复保存了火种。这一时期是北大法学院的沉淀与磨砺期，虽历经波折，但其作为国家法学教育核心机构的地位未曾动摇，其命运与共和国的法治探索休戚与共。

改革开放以来的复兴与辉煌（1978年至今）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为中国带来了法治的春天，也为北大法学院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法律系恢复招生，一批渴望知识的青年才俊步入燕园，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中流砥柱。学院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全面复兴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飞跃。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北大法学院率先突破苏联法学模式的束缚，积极引进西方现代法学理论，并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各个法学二级学科迅速恢复和建立，国际法、经济法、民法、刑法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蓬勃开展。1999年，基于法律学系建立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象征着其学科体系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学院先后获批设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国家级法学重点学科，并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

师资力量空前壮大。改革开放后，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视野开阔的法学家汇聚于未名湖畔，如芮沐（经济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奠基人）、王铁崖（国际法学巨擘）、沈宗灵（法理学大师）等先生，他们以其严谨的学风和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北大法学在各个领域的领先地位。
于此同时呢，学院注重培养和引进中青年学术骨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学术梯队合理的顶尖师资队伍。

再次，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北大法学院积极开展与国际知名法学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材和课程，派遣教师和学生出国访学，并接收大量国际留学生，使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法学教育中心。位于颐和园路5号的陈明楼和凯原楼等现代化院址的建成，也为教学科研提供了世界一流的硬件设施。

进入21世纪，北大法学院继续引领中国法学教育的潮流，在人工智能法学、数字法治、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法等前沿交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不断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全球性挑战。

群星璀璨：北京大学法学院知名校友谱系

北大法学院百余年的育人历程，桃李满天下，校友们在学术、政治、司法、实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杰出成就，构成了一个璀璨的精英谱系。他们不仅是法学院教育成果的体现，更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学术泰斗与法学奠基人

• 王铁崖: 中国当代国际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其著作是中国国际法学的经典教材。
• 芮沐: 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开创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经济法学博士，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贡献卓著。
• 江平: 著名民商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为《合同法》、《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公认的“法学界的良心”。
• 陈光中: 诉讼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泰斗，主导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现代化转型，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 姜明安: 中国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为推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二、治国栋梁与立法翘楚

• 李克强: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在任期间，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持续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 罗豪才: 著名行政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特色软法理论与平衡论的倡导者，兼具深厚的学术素养与高超的实务领导能力。
• 顾昂然: 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亲历并主持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数十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是新中国立法史的活字典。
• 乔晓阳: 长期从事立法工作，特别是在宪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相关领域贡献突出，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三、司法精英与正义守护者

• 肖扬: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力推司法体制改革，倡导“公正与效率”法院工作主题，是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 张军: 曾任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唯一一位曾担任过国家三大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的法学家，具有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
• 宋鱼水: 全国模范法官，以其“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审判艺术闻名，是新时代优秀法官的杰出代表，展现了基层司法实践中的智慧与温度。

四、业界领袖与跨界英才

• 潘维刚: 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是中国律师行业国际化的先驱之一，在跨国并购、仲裁等领域享有盛誉。
• 高西庆: 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是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核心设计者和参与者。
• 李金: 除了在法学界的成就，北大法学院也培养了如著名文化学者、作家等跨界人才，他们以法律的理性思维赋能其他领域，展现出法学教育的宽广外延。

精神传承与时代使命

纵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历史长廊，其最宝贵的财富并非仅仅是巍峨的楼宇或厚重的典籍，而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独特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更在法学院的语境中具体化为“经世致用”的担当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以及“追求真理”的法治信仰。

从早期为民族救亡图存而探索现代法治之路，到建国初期为构建新法制而呕心沥血，再到改革开放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权利保障摇旗呐喊，北大法律人始终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的法治进程紧密相连。他们或著书立说，构建理论大厦；或执掌法槌，守护司法公正；或参与立法，设计制度蓝图；或建言献策，影响公共政策。这种深入骨髓的担当意识，使得北大法学院的教育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熏陶和培育。

面向未来，北京大学法学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化的深入、科技革命的浪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都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学院将继续秉持其优良传统，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扎实学识、人文关怀和批判性思维的卓越法律人才。
于此同时呢，学院将更加聚焦于前沿法学问题研究，如人工智能伦理与规制、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生态文明与环境司法等，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法治文明贡献“北大智慧”。其使命，依然是那份不变的初心：以法学教育滋养法治人才，以学术研究推动法治进步，最终服务于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