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的校史简介，什么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建校的(东南大学建校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屡遭挫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僚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已不足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近代工业。作为配套措施，一批旨在培养外语、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相继创立。这些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萌芽，它们打破了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模式，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引入了教学体系。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单纯引进技术的“器物层面”变革的失败。这场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界和统治阶层，促使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人们认识到，日本的胜利不仅仅在于装备的精良，更在于其成功建立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现代人才。
因此，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度，全面建立新式教育体系，被提上了紧迫的日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大力鼓吹“开民智”、“兴学堂”，虽经戊戌变法短暂挫折，但其思想影响深远。

1901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是其核心内容之一。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虽未及实施，却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学制的雏形。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推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现代学制。它规定了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的各级各类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尤为关键的是，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这为现代学校教育的兴办彻底扫清了障碍。一时间，兴办新式学堂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新式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这一背景下，高等师范教育因其承担着为中等以下学堂培养师资的重任，而被视为教育体系的“工作母机”，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清政府规划在全国设立若干所优级师范学堂，以满足对新式教师的巨大需求。两江总督刘坤
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是兴办新学的积极推动者。南京（时称江宁）作为两江总督驻地、江南文教重镇，自然成为设立高等师范学堂的理想选址之一。尽管清王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覆灭，但其最后十年间在教育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学制的确立和科举的废除，为民国初年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东南大学的直接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是这一历史潮流承前启后的产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新生的共和国民政府百废待兴，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被视为巩固共和、建设国家的根本大计。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和学校系统（王子癸丑学制），鼓励兴办各类高等学校，尤其强调师范教育和实科教育（理工农医）的重要性。

民国初年，江苏省（当时包括现在的江苏和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原计划在清朝末年设立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虽已具备基础，但因辛亥革命而中断。民国政府接收了位于南京北极阁以南、四牌楼一带的原两江师范学堂旧舍，并决定在此基础上筹建一所更高层次的师范学校。1914年，时任江苏巡按使（相当于省长）的韩国钧委任著名教育家江谦为校长，负责筹备工作。江谦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并未将学校仅仅定位为一所普通的师资训练机构，而是立志要创办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的人才培养基地。

1915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定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南高师最初设立国文、理化两部预科以及国文专修科，随后迅速扩充。到1916年，已增设体育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商业专修科、英文专修科等。这些科系的设置，明显超出了传统师范教育的范畴，涵盖了多个实用学科领域，体现了学校创办之初就具有的综合化、实用化倾向。江谦校长秉承“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方针，并特别注重“诚”字校训的培育，奠定了学校淳朴严谨的学风。

南高师的师资队伍堪称一流，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
例如，教务主任郭秉文（后任校长）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
除了这些以外呢，如数学家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化学家张子高、生物学家秉志、地学家竺可桢、工学家茅以升、教育家陶行知等一批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各学科奠基人的学者，都曾在此执教。强大的师资力量保证了南高师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前沿。南高师的成立，不仅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第一批高质量的现代师资和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它为随后国立东南大学的成立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师资基础和物质条件，是东南大学百年辉煌的坚实起点。

南高师的成功办学，使其声誉日隆。校长郭秉文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仅以“师范”为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空间。当时中国国立大学数量极少，北京大学是北方核心，而广大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缺乏一所与之媲美的综合性国立大学。郭秉文等人认为，在南高师的坚实基础上，创建一所规模宏大、学科齐全的国立大学，既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服务国家的迫切需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大学”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其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舆论普遍呼吁建立更多的国立大学。郭秉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积极奔走，筹划将南高师扩建为大学。他的设想得到了江苏教育界、工商界以及部分政要的广泛支持。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筹建国立大学的议案，获得一致通过。随后，他联合张謇、蔡元培、黄炎培等社会名流，联名向教育部提出申请。

1921年，在经过了复杂的审批过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批准，以南高师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为基础，组建“国立东南大学”。南高师并未立即取消，而是与东南大学并存，直到1923年南高师全部归并入东南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的成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继国立北京大学之后，中国成立的第二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素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说。

国立东南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充分体现了“科学”与“实用”的特色。建校之初，设有多個學系，並逐步發展：

• 文理科： 下设国文、英文、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心理、生物等系，基础雄厚。
• 教育科： 继承南高师的优良传统，致力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 农科： 设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生物等系，注重农业科学研究与推广。
• 工科： 设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等系，是当时中国工程教育的重要基地。
• 商科： 设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等系，后迁往上海扩充为商科大学。

在办学理念上，郭秉文校长提出了“四个平衡”的通才教育思想：即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他极力倡导学术自由，延揽了更多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使东大迅速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学术重镇，被誉为“东南学府之首”。校园内学术氛围浓厚，社团活动活跃，《学衡》杂志的创办更是代表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声音。这一时期，是东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其日后发展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的巨型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为了构建与国家政治中心相匹配的最高学府，国民政府决定对首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整合。1928年，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等八所院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翌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标志着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其地位特殊，获得了国家资源的大力倾斜，规模迅速扩大，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到抗战爆发前，中央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七个学院，数十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吴稚晖、蒋介石等曾先后担任校长或校长职务。

这一时期，学校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各学院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
例如，工学院在土木、水利、航空等领域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农学院在作物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医学院则致力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央大学成为培养国家精英的重镇，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为保存文化血脉，中央大学被迫西迁。与其他高校仓促迁徙、损失惨重不同，中央大学的迁校工作在校长方领导的周密部署下，进行得异常顺利和完整。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连同大量的图书、仪器、设备，甚至农学院的良种禽畜，都得以安全转移至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继续办学。在抗战八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央大学师生秉持“诚、朴、雄、伟”的校风，坚持教学科研，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学科最为齐全的高等学府，为抗战建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于1946年复员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特别是工业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央政府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对原有的综合性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其基本原则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调整中，原国立中央大学被彻底分解。其工学院主体留在原址，在并入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后，组建了“南京工学院”。而中央大学的文、理、农、法、医、师范等学院则分别参与组建或独立成为其他高校：

• 文学院、理学院等部分系科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成立南京大学。
• 师范学院独立，成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
• 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等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 工学院的水利系与其他院校系科组建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
• 航空系迁出，参与组建华东航空学院（后发展为西北工业大学）。
• 医学院改为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后并入第四军医大学，部分留守发展为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工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学校从一个综合性大学转变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专门学院。尽管失去了昔日的综合性，但南京工学院集中了原中央大学在土木、建筑、电子、机械、动力、化工等领域的优势力量，成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工业大学之一。在此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南京工学院秉承严谨求实的办学传统，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大量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在诸多工程技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声誉卓著，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这一时期，学校的学科特色更加聚焦，工科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为后来恢复综合性大学建制并迈向更高水平积蓄了力量。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过于细分的专门学院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界开始反思，并逐步探索恢复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道路。

南京工学院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校在继续保持和发扬工科优势的同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重建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先后恢复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理科系科，并创设了哲学、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外语等人文社会科学系科。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打破单一的工科格局，构建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学科生态，为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具备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创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