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的校训是什么,有何历史(中大校训历史)

中山大学校训的历史与内涵探析 中山大学作为中国南方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其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体现了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这十字校训源自儒家经典《中庸》，由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并确立，反映了其对教育理念的深刻思考。校训的提出与中山大学的创办背景密切相关——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与建设人才而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后更名为中山大学），校训的制定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现代教育目标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校训的十个字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层层递进的治学与处世准则。博学强调知识的广度，审问注重批判性思维，慎思要求深入反思，明辨倡导理性判断，笃行则落脚于实践。这一逻辑链条与孙中山“知行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也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科学救国的时代主题相呼应。近百年来，校训始终指引着中大学子在学术与人格上的双重成长，成为学校精神的核心象征。 中山大学校训的文本解析 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第十九章，原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表述是儒家对治学与修身的系统性总结，被孙中山先生提炼为校训后，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 博学：强调广泛学习，突破学科界限，体现综合性大学的办学特色。
• 审问：提倡质疑精神，鼓励学生在吸收知识时保持独立思考。
• 慎思：要求对所学内容进行深入消化，避免浅尝辄止。
• 明辨：指向价值判断能力，尤其在复杂社会中需分清是非。
• 笃行：突出实践导向，呼应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观。

校训的每个环节均环环相扣，形成从认知到行动的完整闭环。这一设计既尊重传统儒家的教育智慧，又契合现代高等教育对创新与实践能力的追求。

校训的历史渊源与确立过程 中山大学校训的诞生与学校创办背景密不可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次年其逝世后更名为中山大学。建校之初，孙中山便提出“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宗旨，校训的制定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化。

校训的直接来源是孙中山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改造。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反对僵化的科举教育，主张将经典理论与现实需求结合。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强调“学生要立志做大事”，校训的十字方针即为此目标的实现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校训虽源于《中庸》，但孙中山剔除了原句中“弗措也”（不放弃）的被动色彩，更强调主动践行，体现其革命家的务实风格。

在后续发展中，校训的表述形式曾略有调整，但核心内容始终未变。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在石牌校区（现华南理工大学旧址）的主楼刻制校训匾额，使其成为校园文化的视觉符号。改革开放后，校训被写入校歌，进一步强化其精神引领作用。

校训与中山大学办学理念的融合 校训不仅是文字规范，更深刻融入中山大学的办学实践。在学科建设上，学校依托“博学”传统，构建文、理、医、工多学科协同发展的格局。
例如，中山医学院的成立即体现医学与人文的交叉，而珠海校区的海洋学科群则呼应了“审问”对前沿领域的探索要求。

• 课程体系：通识教育课程强调跨学科视野，对应“博学”；研讨式教学鼓励“审问”与“慎思”。
• 科研导向：重点实验室的课题设计注重“明辨”社会需求，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 社会实践：学生参与扶贫支教、创新创业等活动，践行“笃行”精神。

此外，校训还体现在师资评价标准中。中山大学对教师的考核不仅关注学术成果，也重视其是否引导学生完成从“知”到“行”的转化，例如通过导师制推动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

校训的当代价值与文化影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中山大学校训的价值愈发凸显。其强调的“慎思”与“明辨”直击信息爆炸时代的认知痛点，而“笃行”则回应了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校训的影响力已超越校园范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中山大学校友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贡献常被归结为校训精神的延续。
例如，珠海横琴新区的中山大学科创园区，其“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正是“博学”与“笃行”结合的典型案例。

文化传播方面，校训通过多种形式深入人心。学校官网、招生宣传片均以校训为主题框架；每年的开学典礼上，校长致辞必阐释校训内涵；校园内还有“校训墙”“校训广场”等实体载体。这些举措使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师生的日常行为准则。

校训的比较研究与独特性 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中山大学校训的独特性在于其鲜明的儒家底色与革命精神的统一。不同于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纯粹古典性，或北大“兼容并包”的现代性，中山大学校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 与复旦校训对比：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同样出自《论语》，但更侧重志向，而中山大学校训更强调行动。
• 与浙大校训对比：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突出科学精神，中山大学校训则涵盖更广的伦理维度。

这种独特性源于孙中山的双重身份——他既是革命领袖，又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校训既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激进，又跳出了保守主义的窠臼，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转型的缩影。

校训的争议与再阐释 尽管校训广受认可，但其传统表述在当代也面临一些讨论。有观点认为，“审问”“慎思”等要求过于抽象，需结合数字化时代的特点具体化。对此，中山大学在2017年修订《章程》时，新增“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培养目标，作为对校训的补充阐释。

另一争议在于校训的适用性。部分理工科学生认为“博学”可能分散专业专注度。校方的回应是，通过“强基计划”等举措，在专业深耕中融入跨学科思维，例如人工智能专业必修伦理学课程，体现“明辨”的重要性。

这些争议恰恰证明校训的生命力——它并非僵化教条，而是持续引发师生对教育本质的思考。近年来，学校通过举办“校训精神与当代青年”研讨会等活动，推动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校训的国际化表达 随着中山大学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校训的翻译与传播成为新课题。英文官方译为“Study Extensively, Inquire Accurately, Reflect Carefully, Discriminate Clearly, Practise Earnestly”，虽力求准确，但文化差异仍存。例如“慎思”对应的“Reflect Carefully”未能完全传达儒家“三省吾身”的深度。

为应对这一挑战，学校在国际学生培养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如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的跨文化沟通实例，向留学生阐释“明辨”如何应用于国际事务分析。
于此同时呢，校训被纳入全英文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成为海外交流的文化名片。

校训的物质载体与仪式传承 中山大学通过实体空间与仪式活动强化校训的感知度。广州校区南校园的怀士堂前矗立着校训石刻，其背面刻有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形成精神象征的互文。珠海校区的“校训长廊”则以浮雕形式展示十字校训的历史演变。

• 入学仪式：新生需临摹校训书法作品，强化文化认同。
• 毕业仪式：学位证书上印有校训，寓意“笃行”的人生新阶段。
• 校庆活动：每十年举办“校训与中大精神”主题展览。

这些设计使校训从文本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文化实践，尤其对“Z世代”学生而言，增强了传统价值的亲近感。

校训研究的学术视角 学术界对中山大学校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思想史视角，探讨其与岭南文化的关联；二是教育学视角，分析其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作用；三是传播学视角，研究其符号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山大学成立校训研究中心，系统梳理相关档案，发现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规程》中已有校训的完整表述，早于此前公认的1930年代。这一发现将校训的官方制度化时间提前，凸显其在建校初期的核心地位。

未来研究或可关注校训与港澳高校训育制度的比较，以及大数据时代下校训传播的新模式，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中的校训实践。

校训的延伸影响与社会反馈 中山大学校训的影响辐射至社会多个层面。在基础教育领域，广东省多所中学将校训引入德育课程；在企业界，部分校友企业将“笃行”作为员工培训理念；在公共文化领域，广州图书馆曾举办“从校训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展。

社会评价方面，校训的简明性备受赞誉。2021年一项针对全国高校校训的调研显示，中山大学校训因其易记性和系统性位列“最具辨识度校训”前三。但也有建议指出，可借鉴西方高校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形式，增加对校训的当代解读。

总体而言，中山大学校训历经近百年沉淀，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的经典范本。其生命力在于既扎根传统，又始终保持开放的解释空间，这正是中山大学“敢为天下先”精神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