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的校训是什么,有何历史(山大校训及历史)

山西大学，这所坐落于三晋大地百年学府，以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学术贡献闻名于世。其校训“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犹如一部浓缩的校史，深刻揭示了学校的立校之本、精神之魂与价值追求。这十六个字，每一个词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故事，共同构筑了山西大学独特的精神标识。

山西大学的现行校训由四个短语组成，它们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一个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 中西会通：这是办学的方法与路径。它强调打破文化隔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兼收并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与世界先进文明之成果，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 求真至善：这是学术与人格的终极目标。“求真”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是大学的学术使命；“至善”则指向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是大学的育人宗旨。二者统一，体现了“真”与“善”的完美结合。
• 登崇俊良：这是教育的核心任务与人才观。语出韩愈《进学解》，意为选拔、推崇和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体现了山西大学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
• 自强报国：这是大学的价值归宿与责任担当。它源于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师生砥砺奋进，将所学所能奉献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这四者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理念闭环：以“中西会通”为方法，以“求真至善”为目标，以“登崇俊良”为实践，最终实现“自强报国”的崇高理想。

“中西会通”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有识之士认识到，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方能救亡图存。1902年，在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共同推动下，山西大学堂应运而生，它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独特范例。

大学堂初创时期，就鲜明地体现了“会通”特色。其课程设置既保留了经史子集等传统中学内容，又大力引入西学，包括文法、理工、医学等现代学科。更为独特的是，大学堂曾设立“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负责筹募资金和管理，聘请外籍教师授课，直接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教材和教学方法。这种大胆的尝试，使山西大学堂在成立之初就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国际化起点上。当时的学子们，既读圣贤书，也习格致学（物理、化学等），这种知识结构的融合，正是“中西会通”最直接的体现。

这一理念并非简单的“西学东渐”，其深层含义在于“会通”，即理解、消化、吸收并最终超越。它要求学子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要理解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逻辑思维，同时坚守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百年来，这一理念始终是山西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指南针，推动着学校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开拓进取。

“登崇俊良”一词，源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意为当今圣君贤臣相遇，法律政令完备健全，能够铲除奸邪，提拔推崇才德出众的优秀人才。山西大学堂创立之初，便将此四字镌刻于校门之上，作为办学的基本方针，其用意深远。

它宣示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俊良”，即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栋梁之材。在科举制度刚刚废除的背景下，这明确了新式学堂并非仅仅传授技艺的场所，更是传承道义、塑造人格的摇篮。它体现了学校的社会责任——为国家“登崇”即选拔和输送人才。大学堂被视为振兴山西、乃至振兴国家的人才基地。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古典气息，也连接了学校与悠久中华文明的传统，表明新式教育并非割裂历史，而是在继承中创新。

在百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山西大学始终践行着“登崇俊良”的承诺。从早期聘请硕学鸿儒如山西名士谷如墉、留学归来的顶尖人才等担任教习，到如今延揽海内外知名学者，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从过去严格选拔优秀学子，到如今完善招生培养体系，致力于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资源和发展平台，山西大学始终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乐事。无数“俊良”从这里走出，成为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求真”与“至善”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体现，也是山西大学校训中对师生学术规范和人格修养提出的最高要求。

“求真”，是科学的灵魂，是大学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根本使命。山西大学的学术传统中，始终贯穿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无论是早期西学专斋引入的实验科学方法，还是后来各个学科领域强调的实证研究，都体现了对“真”的尊重与追寻。它要求师生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独立思考、勇于质疑、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虚假和浮夸，恪守学术诚信。这种精神，是山西大学能够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

“至善”，是伦理的归宿，是大学教化育人、引领社会的道德标杆。它源于儒家“止于至善”的理想，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完善人格，使受教育者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山西大学历来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强调“立德树人”。它要求师生不仅要做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更要做道德的践行者和示范者，要心怀仁爱，明辨是非，担当道义，追求个人品德与社会公德的和谐统一。

“求真”与“至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离开“求真”的“至善”可能流于虚妄；而缺乏“至善”引领的“求真”则可能迷失方向。山西大学将二者并列，深刻揭示了大学教育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旨在培养出既具真才实学、又有高尚品德的全面发展的人。

“自强报国”是山西大学校训中最具时代色彩和感召力的部分，它凝练了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山西大学的创办本身，就是“自强”精神的体现，是地方士绅和官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本土教育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在之后的办学历程中，这种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大学师生被迫辗转迁徙，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谱写了一曲弦歌不辍、教育救国的壮歌，这是“自强”在民族存亡关头最悲壮的诠释。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学科结构，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这是“报国”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实在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山西大学的“自强报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自强”体现在学校面对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态势，锐意改革，奋发图强，在“双一流”建设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综合办学实力。“报国”则体现在学校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布局，加强科研攻关，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从服务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到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到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山西大学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自强报国”精神，已经内化为山西大学的文化基因，激励着一代代山大人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以卓越的成就回报祖国和人民。

山西大学校训的四个组成部分，各有其历史渊源，并在学校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登崇俊良”作为门楣题词，是初创时期的鲜明标识；“中西会通”是贯穿始终的办学方针；“求真至善”是学术共同体长期秉持的内在信念；“自强报国”则是时代召唤下的自觉行动。
随着学校历史的延展，这些理念逐渐从分散走向统一，从隐性变为显性。

进入21世纪，为了进一步凝练大学精神，塑造共同的价值认同，山西大学在总结百余年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讨论和严谨的论证，最终将这四个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的短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式确定为学校的校训。这一确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整合与精神升华的过程。它并非简单的词语堆砌，而是对学校历史文化精髓的一次系统梳理和精准表达。

正式公布的校训“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完整地呈现了山西大学的教育观、学术观、人才观和价值观，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意蕴丰厚的体系。它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既追求学术卓越，又强调社会责任。这十六字校训，如今已深深融入山西大学的校园文化，见于校徽、校歌、宣传资料以及各种重要场合，成为全体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动力。

回顾山西大学校训的演变与确立，我们可以看到一所大学的精神成长史。从清末的救亡图存，到民国时期的坚守传承，再到新中国后的开拓发展，直至新时代的砥砺前行，校训的内涵不断丰富，但其核心精神始终未变。它见证了山西大学的风雨历程，也指引着山西大学的未来航向。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十六字校训将继续如明灯般照耀着每一位山大人，激励他们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将山西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