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建校时间是哪一年，什么历史背景(国美建校时间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在屈辱与希望中挣扎求变的古老国度。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更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冲击。知识精英们开始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寻求救国图存之路。新文化运动和紧随其后的五四运动，如同一场思想界的狂飙，将“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响彻云霄。在这场旨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文学艺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极力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批判旧文艺的腐朽与僵化，呼唤能够反映现实、服务大众的新文艺。

在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教育，尤其是美育，被思想家们视为改造国民性、塑造新人格的关键。蔡元培先生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留学欧洲，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归国后执掌北京大学，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敏锐地意识到，单纯的知识灌输不足以完成人的全面培养，情感与精神的陶冶至关重要。
因此，他系统性地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理论，认为美感教育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能够打破人我偏见，提升道德境界，是培养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批判当时中国艺术教育的落后状况，尤其是绘画领域，仍多以临摹古画为主，脱离现实生活，缺乏创造活力。

与此同时，中国画坛内部也涌动着变革的潜流。以上海、广州等地为中心，一些画家开始尝试借鉴西方写实技法，试图为传统中国画注入新的生机，“岭南画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但零星的探索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变革力量。蔡元培认为，必须建立一所由国家主导、具备现代教育体系的高等艺术学府，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系统性地培养既能扎根民族传统、又能面向世界的艺术人才。他将目光投向了风景秀丽、文化底蕴深厚的杭州。杭州不仅有西湖的湖光山色能为艺术创作提供绝佳环境，其作为南宋故都所积淀的深厚文化传统，也为新艺术的生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时代的迫切需要、思想先驱的远见卓识与地利之便，共同为国立艺术院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1928年春，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宏伟构想得以实现。他亲自选址杭州西湖孤山罗苑，创立了“国立艺术院”，并出任首任院长。虽然蔡元培因公务繁忙不久便离任，但他所奠定的办学基调却深刻地影响了这所学校的命运。他聘请了年仅28岁的林风眠担任院长，委以重任。林风眠同样抱有融合中西、创造新艺术的理想，他与蔡元培志同道合，成为国立艺术院早期发展的灵魂人物。

建院之初，学校便展现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学术主张。其创办宗旨明确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四句话，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学校早期的教学与创作方向。

• 师资汇聚：林风眠以其个人魅力和艺术声望，延揽了一大批当时中外艺术界的精英。其中包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画家吴大羽、方干民，法籍教授克罗多，以及潜心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潘天寿等。这批教师虽然艺术风格和主张不尽相同，但都怀有探索艺术新路的热情，形成了兼容并包、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
• 教学创新：学校仿照欧洲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设立了画科、图案科等，强调基础训练与自由创作并重。尤其是在绘画教学上，打破了中西画的严格界限，鼓励学生广泛吸收各种养分。林风眠本人极力倡导“调和”中西艺术，他不仅深入研究中国古典绘画和民间艺术（如陶瓷、剪纸），也大胆吸收西方现代绘画（如印象派、表现主义）的表现手法，试图创造出一种既具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感的绘画风格。
• 艺术运动社：以学校师生为核心组织的“艺术运动社”，是推行其艺术主张的重要实践平台。他们举办展览，发表宣言，旗帜鲜明地反对艺术的保守主义，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希望用新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的脉搏，甚至提出了“艺术社会化”的口号，试图让艺术走出象牙塔，参与社会变革。这一时期，学校师生创作了大量充满探索精神的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创造的勇气。

初创的国立艺术院也并非一帆风顺。其激进的艺术主张和“新派”作风，在当时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于此同时呢，学校也面临着经费紧张、政局动荡等现实困难。但无论如何，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这近十年，是国立艺术院的黄金初创期，它以其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和丰硕的成果，迅速成为中国新艺术运动的策源地和标杆，被誉为“中国新艺术摇篮中的摇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平静的西子湖畔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画桌。战争的阴云迫使国立艺术院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西迁之路。这段历程，既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也是一次精神意志的严峻考验和升华。

学校先后辗转于浙江诸暨、江西贵溪、湖南沅陵等地。1938年，奉教育部令，与同样南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艺专”）。合并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困难，两校师生在艺术理念、教学风格乃至人事关系上都需要艰难的磨合。加之战乱中物资匮乏、信息闭塞、校址频繁变动，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此期间，校长人选屡经更迭，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等先后主持校务，每位校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都为维持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环境恶劣，师生们依然坚持教学与创作。他们将艺术与抗战紧密结合，绘制抗日宣传画，举办鼓舞士气的展览，用艺术作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
于此同时呢，流亡的经历也让师生们有机会深入中国内陆和西南地区，接触到 previously 未被重视的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如敦煌壁画、西南地区的蜡染、刺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资源，加深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于1946年秋复员杭州。紧接着的内战又使学校陷入新的动荡。尽管困难重重，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更加坚定了回归和深入研究民族传统的决心，为战后中国画的教学改革埋下了伏笔。近十二年的流亡岁月，磨砺了国立艺专师生的意志，也使这所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艺术的种子，在烽火硝烟中顽强地保存了下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学校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隶属中央文化部。这一名称的变化，标志着学校被纳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体系的整体规划之中。

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的办学方针和艺术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主导性的创作原则。艺术教育紧密配合国家建设需要，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属性。

• 教学体系重组：学校的系科设置进行了大幅调整，更加注重实用美术（如工艺美术）的发展，以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求。传统的中国画专业一度面临如何“改造”以适应新形势的挑战，西画教学则更加强调苏式的写实主义训练方法。
• 现实主义主流：革命历史画创作、新年画运动、连环画、宣传画等成为师生艺术实践的重要领域。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常态。在这一时期，学校师生创作了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品，用艺术形式描绘新中国的新气象和新人物。
• 中国画教学的坚守与创新：以潘天寿为代表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在强调民族文化的氛围下，为中国画争取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潘天寿先生明确提出中、西画要“拉开距离”，各自发展到极致，反对简单的融合。他主持下的中国画教学，强调临摹与写生相结合，注重笔墨修养和构图气势，培养了一批深谙传统又具备创新能力的中国画人才，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浙派人物画”等艺术现象。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治运动逐渐增多，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一度被迫停止招生，许多教师受到冲击，学校发展陷入停滞。尽管如此，许多艺术家在逆境中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艺术探索，他们对于艺术的信念和执着，为日后的复苏保存了力量。

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美术学院（1993年恢复此名）与整个国家一道，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春天。思想的解放、国门的打开，为艺术教育和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机遇。

学校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招生和教学秩序，并开始对过去的教学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和改革。被封存的西方现代艺术资料重新被介绍进来，各种艺术思潮激烈碰撞。八十年代，学校的师生成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对中国艺术的传统与当代、形式与观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美术学院在继承悠久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逐步确立了其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

• 学科建设的拓展与深化：学校从过去以纯美术为主的学科结构，发展成为拥有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建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美术学院。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在新兴媒体艺术、跨媒体艺术、文创设计等前沿领域，学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布局。
• 校园建设的飞跃：为解决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学校先后建设了象山中心校区和良渚校区。尤其是由王澍教授设计的象山校区，将建筑与山水园林意境完美结合，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极佳的学习创作环境，其本身也成为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和当代建筑理念的地标性作品，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 “国美之路”的学术梳理：学校高度重视自身历史的梳理和学术传统的弘扬，系统性地开展“国美之路”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对建校以来的教育思想、艺术创作和学术文脉进行深入挖掘和展示，强化了学校的文化认同感和学术凝聚力。
•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知名艺术院校建立密切联系，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艺术展览，师生的作品频繁亮相国际舞台，使中国美术学院成为国际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窗口。

如今，中国美术学院已不仅仅是一所艺术院校，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现场。它始终秉持“行健、居敬、会通、履远”的校训精神，一方面扎根中国大地，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以开阔的视野面向世界和未来，持续推动着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西湖到象山，再到良渚，空间的拓展象征着学脉的绵延与精神的升华。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大师与文化英才，其创作与思想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与文化复兴进程，无愧于其作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发祥地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