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建校时间是哪一年，什么历史背景(南开建校时间背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王朝的统治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国门，更彻底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国家主权沦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甲午战争的惨败，尤其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和刺激。它宣告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促使有识之士开始从更深的制度与文化层面探寻救国之路。“教育救国”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等人极力鼓吹开民智、兴学堂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升则根本在于教育。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爱国士绅，其中便包括后来南开事业的奠基人——严修与张伯苓。

严修，作为清末翰林出身的高级官员，却是一位思想开明、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在贵州学政和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任上，便大力倡导废科举、兴新学。他深感旧式科举制度只能培养出脱离实际、皓首穷经的迂腐之士，无法造就适应时代需要的经世之才。1897年，他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主张选拔精通中外时事、擅长实学的新式人才，虽未被立即采纳，但其思想已震动朝野。个人仕途的波折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最终促使他毅然辞去官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间教育的开拓之中。他坚信，唯有从基础教育做起，才能从根本上重塑国民精神。

张伯苓则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威海卫“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他亲眼目睹日本的太阳旗取代清朝的龙旗，旋即又为英国的米字旗所替代，这一事件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他深刻认识到，现代海军的几艘军舰无法挽救一个孱弱的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愚、弱、贫、散、私”。
因此，他立志“教育救国”，决心通过创办新式教育来培养人才，改造社会。1898年，应严修之聘，张伯苓开始主持严氏家塾，教授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课程，这成为两人携手投身教育事业的起点，也为日后南开学校的创办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1904年，在严修、张伯苓的共同努力下，借助社会贤达的捐助，他们在天津正式创办了“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这所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南开教育事业的实体化开端。1907年，学校迁至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此地被称为“南开洼”，学校遂因地得名，改称“南开中学堂”，这就是“南开”之名的由来。南开中学以其严格的管理、优良的校风、扎实的教学和新旧兼备、中西结合的课程设置而声名鹊起，迅速成为华北地区的模范中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南开中学的成功，为创办更高层次的高等学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声誉和部分资源，严、张二人创办大学的梦想也由此变得愈发清晰和迫切。

南开中学的蓬勃发展，让严修和张伯苓看到了更远的目标。他们意识到，中学教育固然重要，但若要真正培养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顶尖人才，就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高水平大学。当时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寥寥无几，且多为官办或外国教会所办。创办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它需要巨额的经费、一流的师资、完备的设施和官方社会的认可，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为了筹措办学资金，严修和张伯苓展现了非凡的毅力和行动力。他们四处奔走，游说政商各界人士，募集捐款。严修利用其深厚的人脉关系，多次带头捐出巨款，并积极争取像徐世昌、卢木斋、袁述之等社会名流的资助。张伯苓则更是长年累月地充当“化缘和尚”，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向企业家、军阀、乃至普通民众阐述他的教育理想，为南开“乞讨”建设经费。这段“踌躇筹款，叩头募捐”的经历，是其办学生涯中最艰辛的篇章，也充分体现了其“苦干、硬干、实干”的南开精神。除了社会募捐，南开也通过基金运作、校产经营等方式尝试自力更生，但其经费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南开大学日后务实、高效的办学风格。

在师资建设上，南开大学从一开始就着眼于高水平。张伯苓深知“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道理。他利用各种机会，延揽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学者和国内学术名家。
例如，他成功聘请到毕业于美国克莱斯特大学的凌冰担任大学部主任，并从东南大学等校挖来了邱宗岳、姜立夫、杨石先等一批日后成为学科奠基人的杰出科学家。南开为教授们提供了在当时堪称优厚的待遇和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虽然物质条件无法与国外名校相比，但其崇尚学术、尊重学者的氛围，吸引了许多有志于献身中国教育事业的英才。

经过长期的精心筹备，1919年秋天，南开大学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学生。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一天被正式确定为南开大学的建校纪念日。大学最初设立文、理、商三科，招生共计96人。周恩来总理便是文科的第一期学生。创校之初，大学部暂借南开中学部的部分校舍上课，条件极为简陋。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南开大学确立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形成了注重实干、力戒空谈的独特校风。

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势头良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商、工四个学院多个系所的著名综合性私立大学，以其出色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学府北辰”之一。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南开大学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南开大学自成立以来就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其师生积极参与抗日爱国运动，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7月29日至30日，日军悍然对天津发动猛烈攻击，并蓄意对准南开大学进行了持续性的轰炸和纵火。秀山堂、木斋图书馆、思源堂等主要教学建筑均被炸毁，珍贵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损失殆尽，整个校园沦为一片废墟。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损失之惨重，举世震惊。面对浩劫，张伯苓校长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展现了南开人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

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文脉，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同南迁。先是在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后又西迁至云南昆明，于1938年5月共同组建了名垂青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当头、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背景下，三校师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南开以其务实、坚韧的风格融入联大，为这座“战时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张伯苓作为联大三位常务委员之一，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领导校务。在昆明的八年岁月里，联大师生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在茅草屋顶的教室、铁皮屋顶的实验室里，坚持教学与科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出了大批未来的国家栋梁，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西南联大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6年，南开大学得以复校返津。经过战火洗礼的南开，虽然元气大伤，但其精神底蕴却愈发深厚。正是在这一时期，南开大学由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南开大学，这为其战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国家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广泛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文理并重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工科、财经等院系被调出，同时也并入了一些其他院校的相关系科。这次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开的学科格局，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文理基础学科方面的传统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进入了快速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新时期。学校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步恢复了经济、管理、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并拓展了新的工程技术、医学和交叉学科领域，重新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布局。南开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并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其化学、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工商管理等一批优势学科持续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并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纵观南开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校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从1919年创校时教育救国的宏愿，到抗战时期愈挫愈奋的坚韧，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南开人始终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创校先贤的初心，成型于艰苦卓绝的办学实践，升华于民族存亡的生死考验，并不断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它要求南开人既要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要有“服务社会之能力”；既要坚守根本，又要追求创新，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

今日的南开大学，拥有多个校区，覆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及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它不仅是重要的教育教学中心，也是国家级别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重镇，承担着大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产出着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
于此同时呢，南开大学始终没有忘记“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创立初衷，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持续输送着高素质人才和智力支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严谨的学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正在为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