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学校延安(延安舞蹈培训)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唤醒民众、凝聚力量成为时代的首要任务。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总后方，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也迅速成为进步文化汇聚和新文化探索的灯塔。大批怀揣救国理想的知识青年、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形成了独特的“延安文化群落”。

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原有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已无法完全满足动员群众、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迫切需求。传统的古典舞蹈多局限于剧院，与广大工农兵群众存在隔膜；一些外来的现代舞形式也未能与中国的现实土壤充分结合。
因此，创造一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艺术，成为摆在延安文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舞蹈，因其具有超越语言障碍、直观生动、易于感染情绪的特点，被赋予了重要的宣传教化功能。建立一种新型的、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舞蹈教育与实践机制——“舞蹈学校”的雏形，便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它并非一开始就有完善的校舍和学制，而是在各种文艺团体、培训机构的实践中逐步成型。

• 战时宣传的需要：舞蹈被视为有效的宣传鼓动工具，用以揭露敌人暴行、歌颂英雄事迹、宣传党的政策、激发军民斗志。
• 新文化建设的探索：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确立，要求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创造民族新文化。
• 艺术人才的聚集与培养：延安吸引了吴晓邦、戴爱莲等具有现代舞蹈视野的艺术家，以及众多热爱文艺的青年，急需通过教育将他们培养成革命文艺的骨干。

舞蹈学校延安的实体形态，主要体现在当时延安的几个核心艺术机构和团体中。它们承担了舞蹈教学、创作和演出的主要任务，是延安舞蹈精神孕育和传播的主要载体。

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是最为关键的平台。虽然鲁艺最初设有戏剧、音乐、美术等系，舞蹈并未独立成系，但戏剧系和后来的文艺工作团中包含了大量的舞蹈教学和实践活动。吴晓邦等舞蹈家曾在鲁艺授课，将其所学的现代舞技术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入教学，强调用舞蹈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鲁艺的学员们不仅学习舞蹈基本功和编舞理论，更重要的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直接为前线将士和边区群众演出，在实践中成长。

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等机构则更侧重于为部队培养文艺人才。舞蹈教学在这里与军事生活紧密结合，创作了大量反映战士生活、训练、战斗的舞蹈作品，如《练兵舞》、《刺杀舞》等，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这种面向特定受众、紧密结合实际的教学模式，体现了舞蹈教育极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此外，各个专业文艺团体，如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等，也发挥着类似“学校”的功能。它们通过以团带班、边演边学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舞蹈演员和编导。当时的教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正规的练功房，就在窑洞前、打谷场上练习；没有系统的教材，就靠艺术家口传身授和集体创作。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 基础训练：借鉴芭蕾、现代舞的基本功训练，同时融入中国武术、戏曲身段元素，以增强演员的身体表现力。
• 民间舞蹈学习与整理：强调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大量采集、整理和改编陕北秧歌、腰鼓等民间舞蹈，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 创作实践：将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源泉，鼓励学员根据所见所闻编创小型舞蹈作品，反映生产劳动、拥军爱民、对敌斗争等题材。
• 理论学习：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指导文件，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舞蹈学校延安所开创的艺术道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学特色，与同时期国统区或西方的舞蹈艺术形成了鲜明对比。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舞蹈创作紧密围绕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现实，主题鲜明，内容充实。作品直接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如大生产运动（《兄妹开荒》等秧歌剧中的舞蹈成分）、军民鱼水情、反抗压迫等，具有明确的宣传教育和政治鼓动目的。舞蹈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表达，而是扎根于泥土、服务于现实的行动艺术。

鲜明的民族化与大众化风格。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舞蹈领域的具体体现。艺术家们认识到，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采用人民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形式。于是，对民间舞蹈，尤其是陕北秧歌的挖掘、改造和提升成为重要方向。著名的“新秧歌运动”就是将旧秧歌中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成分剔除，注入革命内容，使其成为歌颂新人物、新社会的“斗争秧歌”、“胜利秧歌”。这种向民间艺术汲取营养的做法，使延安舞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味，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第三，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基调。尽管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但延安舞蹈的整体风格是豪迈、奔放、乐观、向上的。无论是表现劳动喜悦的《丰收舞》，还是展现战士英姿的军事题材舞蹈，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和蓬勃的生机。这种美学取向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凝聚了人心。

在表现形式上，延安舞蹈往往动作质朴、节奏鲜明、构图简洁，强调集体性和仪式感。它不追求技术的炫技和个人的突出，而是注重通过整齐划
一、富有力量的集体舞姿，展现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伟大力量。这种美学追求，深刻地体现了那个时代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观。

舞蹈学校延安的辉煌，是由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共同铸就的。

吴晓邦被誉为中国现代舞蹈的奠基人之一。他三度赴日学习现代舞，并将邓肯、魏格曼等人的现代舞体系引入中国。在延安期间，他在鲁艺等机构教学，强调舞蹈要表现“人生的斗争”，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作品，将现代舞的表现手法与抗日救亡的主题相结合，为延安舞蹈注入了新的表现力。他提倡的“新舞蹈艺术”观念，对打破舞蹈的旧有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爱莲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舞蹈家。她归国后也来到延安，深受延安文艺精神的影响。她不仅表演和教学，更致力于挖掘、整理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她创作的《荷花舞》、《飞天》等作品，虽然部分是在离开延安后完成的，但其艺术思想深深植根于在延安时期对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视和研究。她系统化、舞台化民间舞蹈的实践，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除了个体艺术家，集体创作是延安时期非常重要的创作模式。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成果是新秧歌运动中涌现的大量秧歌剧和舞蹈，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这些作品将舞蹈、音乐、戏剧融为一体，内容贴近生活，形式活泼新颖，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延安舞蹈大众化、民族化成功的典范。

此外，还有无数来自工农兵和知识青年的文艺骨干，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却构成了延安舞蹈实践的广大基础。他们深入连队、乡村，编演了无数小型舞蹈节目，是延安舞蹈精神最广泛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舞蹈学校延安的历史实践，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那个特定的战争年代，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持续提供着宝贵的精神资源。

它奠定了中国舞蹈教育的“人民性”导向。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级舞蹈院校，如北京舞蹈学院等，其办学方针中深深烙印着延安传统，即强调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要深入生活、反映时代。重视向民族民间学习，成为中国舞蹈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

它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创作范式。“革命历史题材舞蹈”成为中国舞坛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从《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到后来的许多优秀作品，其叙事模式、英雄形象的塑造、舞蹈语言的运用，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探索。那种将革命激情、民族风格与舞蹈艺术相结合的做法，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美学传统。

第三，延安舞蹈精神，即艺术与时代同频共振、艺术家与人民血脉相连的传统，至今仍是激励中国舞蹈工作者的重要精神力量。在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守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延安的经验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舞蹈工作者，艺术的根脉在人民之中，艺术的活力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舞蹈的艺术观念、表现形式和传播途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舞蹈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高科技化的趋势。我们无需也不可能简单重复延安时期的具体做法。但延安舞蹈实践所蕴含的深入生活、服务人民、勇于创新的核心精神，依然是推动中国舞蹈艺术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回顾舞蹈学校延安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一段光辉岁月，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无愧于人民和历史的舞蹈精品。

舞蹈学校延安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其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舞蹈艺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开创了一条民族化、大众化的舞蹈发展道路。它留下的不仅是具体的作品和人才，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持续影响着中国舞蹈的艺术品格和发展方向。这份遗产，值得被永远铭记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