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建校时间是哪一年，什么历史背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时间)

1952年，对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迫切需要，彻底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系科设置重复、教学脱离实际等状况，一场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调整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学习苏联经验”，旨在建立一种以专门学院为主、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高等教育新模式。政法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与重构直接关系到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

在旧中国，法学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综合性大学，且规模较小，受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影响较深。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显然无法满足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要求。
因此，集中优质教育资源，组建一所专门性的、高水平的政法学院，培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新型法律人才，便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决策。

在此背景下，北京政法学院的筹建被提上日程。决策层选择北京作为建校地点，凸显了这所新学院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法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其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更是汇聚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精华。根据调整方案：

• 北京大学法律系：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重镇，其法律系整体并入，带来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一批知名学者。
• 清华大学政治系：为新建的学院注入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力量。
• 燕京大学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这两所著名教会大学的优质资源也被纳入，进一步丰富了学科构成。
• 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等：同样为新建学院贡献了力量。

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旨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科起点高的专门性政法高等院校。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在北平（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了校名，这标志着新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所专门性高等政法教育机构诞生了。钱端升先生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一大批法学名家汇聚于此，开启了新中国政法教育的崭新篇章。
因此，1952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建校元年，其历史定位是清晰且确凿的，它源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教育重组运动，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北京政法学院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明确而崇高的历史使命。其办学方针紧密围绕国家需要，核心任务是为国家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机关以及人民律师团体培养德才兼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政法干部。这与旧大学法学院培养“通才”或“自由职业者”的目标有着本质区别。

培养目标上，强调“又红又专”，即学生既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又要掌握扎实的政法专业知识技能。课程设置上，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也开始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成为主干课程。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案件旁听、模拟法庭以及到实务部门实习，以克服“纸上谈兵”的弊端。

这一时期，尽管学校规模相对较小，招生人数有限，但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迅速提升。它很快成为全国政法教育的中心和高地，为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输送了大批急需的骨干力量。这些毕业生遍布全国各级政法战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于此同时呢，学院的师资队伍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一些教师参与了早期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体现了教学与研究为国家法治建设服务的直接关联。

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受到国内政治气候和频繁政治运动的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有时会受到冲击，法学学术探讨也常被政治批判所替代，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使一批教师受到不公正对待，对学院的学术生态造成了一定损伤。但总体而言，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北京政法学院作为新中国政法人才的摇篮，基本奠定了其办学格局和传统，为国家法治初创阶段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首当其冲，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砸烂公检法”的极左思潮泛滥，法律被视为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法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此背景下，作为政法教育重镇的北京政法学院无法独善其身。

1966年，学校被迫停止招生，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中断。随后，情况进一步恶化，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正式宣布撤销建制。教职工被下放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或分散安置，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严重流失，校园被占作他用，十余年的辛勤积累几乎毁于一旦。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也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法治命运的岌岌可危。

转机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特别强调了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法治的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和发展政法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怀下，1978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学校恢复招收本科生，标志着历经磨难的新中国政法教育火种得以重燃。复办初期，百废待兴，面临着校舍 reclaim、师资召回、教材编写、重新确立教学体系的重重困难。但全校师生怀着对法治春天的渴望和重建法学教育的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这一时期，学校不仅迅速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还顺应时代需要，开始招收研究生，提升办学层次，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法律人才需求进行积极准备。这段从毁灭到重生的经历，使学校与国家法治的兴衰休戚与共的联系更加凸显，也锤炼了法大人坚韧不拔的意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全面推进，国家对高层次、复合型政法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将政法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1983年，国家决定在中央政法干校（一所培养在职政法干部的重要基地）的基础上，与复办后的北京政法学院合并，组建成立中国政法大学。邓小平同志再次为新校题写了校名。这一升格更名，是学校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学校从一所专门性学院向多科性政法大学的转变，办学空间、学科范围、社会职能都得到了极大拓展。

新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形成了“一校三院”的初期格局：包括以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以及承担在职干部培训的进修学院等。此后，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 学科建设：在巩固法学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形成了以法学为特色和龙头，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法学学科在历次评估中均位列国内顶尖水平。
• 人才培养：构建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模式持续创新，强调“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法律人才，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 科学研究：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咨询和法治决策，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研究成果，成为国家法治建设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 师资队伍：汇聚和培养了一支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师资队伍，众多学者在法学各领域享有盛誉。
• 校园建设：克服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的瓶颈，形成了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协调发展的布局，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法大学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全面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时代背景下，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内涵式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回顾中国政法大学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其身上深深浸润着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源于1952年建校时的初心，历经曲折岁月的磨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扬光大。这便是对法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坚定守护、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以及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一代代法大人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无论是在学术殿堂，还是在司法实践、法律服务、党政管理等各个岗位，都努力践行着“经国纬政、法泽天下”的崇高理想。

中国政法大学的历史贡献是巨大而多维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它无疑是新中国法治人才的摇篮，培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许多人身居要职，为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和法学研究做出了直接贡献。在法学研究方面，它始终引领着中国法学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中国法学体系的构建、法学思想的解放和法学理论的创新。再次，在社会服务方面，它深度参与国家立法进程，提供政策咨询，开展普法教育，推动法治实践，其学术影响力直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文化传承方面，它塑造和传播了现代法治理念，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培育全社会的法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1952年那个肩负特殊使命的北京政法学院，到今天屹立于世界知名法科强校之林的中国政法大学，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共和国法治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奋斗史。它的诞生，源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它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法治从无到有、从曲折走向完善的艰辛探索；它的未来，必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伟业中，继续书写其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