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占地多少亩，什么情况下成立(西农面积与建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成立，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科技与政治需求交织下的必然产物。其创立背景需从宏观的国家战略与微观的区域现实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从宏观国家战略层面看，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日益高涨。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其现代化转型被诸多有识之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当时的中国农业，特别是广大的西北地区，仍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传统的耕作方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困苦。开发大西北、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紧迫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中，兴办农业教育、引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提上日程。

从微观区域现实层面看，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虽然自古是农业重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水利失修、生态恶化、技术停滞，加之连年旱灾与蝗灾，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引发了严重的饥荒和社会问题。1928年至1930年波及华北西北的大旱灾，更是将农业和农村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一所能够融合高水平农业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的高等学府，为改良西北农业、培养专门人才、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智力与技术支持。

在此背景下，于右任、杨虎城、戴季陶等政学两界人士大力倡导，提出了“建设西北”、“兴农兴学”的主张。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通过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决定在陕西创办一所农林专科学校。校址最终选定了武功县张家岗（即今杨凌示范区所在地），这里曾是周朝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历史底蕴深厚，且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农业代表性性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4年4月20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奠基，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现代高等农业学府的诞生。学校首任校长为著名林业教育家辛树帜先生。建校之初，学校便汇聚了虞宏正、沙玉清、殷良弼等一批早年留学海外、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他们成为西北农业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学校的成立，开启了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和高等农业教育的新纪元。

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学校历经多次重要整合与更名：

• 1938年：与南迁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
• 1985年：经原农牧渔业部批准，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
• 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同处杨凌的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个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这次合并是中央为落实“科教体制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的重大决策，旨在优化配置科教资源，打造一所学科更加齐全、实力更加雄厚、能够更好服务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大学。1999年合并组建后，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序列，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占地面积是其作为以农、林、水学科为特色大学的重要特征和优势。学校的土地资源不仅限于传统的教学和行政校园，更包括了大量直接用于科研、教学实习和成果示范的试验田、农场、林场、养殖场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功能复合的土地利用系统。

学校的主体教学科研区位于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邰城路3号。杨凌示范区本身便是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其规划与建设与大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形成了“区校一体”的独特格局。在大学校园内，规划布局体现了教学、科研、生活的有机融合。校园内不仅建有现代化的教学楼、科研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馆、学生公寓和教职工住宅，还专门规划了用于教学科研的试验田、园艺场、树木园等设施，使学生和研究人员能够就近进行实践操作和观察研究。

除了位于杨凌示范区核心地带的校园外，学校拥有多处规模巨大的校外试验站和基地。这些基地分布在不同生态类型区，为进行品种区域试验、病虫害防治研究、水土保持监测、生态修复实践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野外平台。例如：

• 火地塘试验林场：位于秦岭南麓，是重要的林业教学科研基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 渭河试验站、斗口试验站等：位于关中平原，主要进行农作物育种栽培、灌溉技术、土壤肥料等方面的研究。
• 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与治理技术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
• 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多个合作试验基地：为研究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地理覆盖。

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域、代表不同生态类型的土地，共同构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庞大的“露天实验室”和“第二课堂”。它们不仅是产出重大科研成果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知农爱农情怀、提升实践动手能力的关键场所。
因此，谈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占地面积，绝不能仅仅视其为校园建筑的土地，而应理解为一个覆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于特定科研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土地资源网络。这一庞大的实体规模，在世界农业高校中也位居前列，是其履行国家使命、解决区域农业问题的坚实物质基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特殊而崇高的使命。其最初的使命可以概括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和“复兴中华农业”。具体而言，即：

• 人才培育：为广袤而落后的西北地区培养亟需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他们将成为改变当地农业面貌的骨干力量。
• 科学研究：针对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特点以及黄土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开展抗旱育种、水土保持、水利灌溉、畜牧兽医、林业生态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
• 技术推广：将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通过示范、培训等方式直接传播给农民，实现科技与生产的结合，改善民生。

这一“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学校的基因之中，形成了注重实践、面向农村、服务地区的鲜明办学特色。

随着国家发展进入不同历史时期，学校的使命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其核心始终围绕“农”字展开，并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

•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学校为新中国农业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在黄淮海平原治理、小麦条锈病防治、牛羊品种改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科技支撑。
• 改革开放时期：学校在农作物遗传育种、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农业节水技术、葡萄酒等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前列，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学校作为地处西部的国家重点高校，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它成为研究解决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的核心机构，任务涵盖粮食安全、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多个国家重大需求领域。
• 新时代以来：面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时代命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学校的使命进一步拓展。它不仅要服务于西北，更要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全球同类地区农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西农智慧”。

1999年的合并组建，正是国家为了强化这一战略支点作用，通过资源整合，打造农业科教“航母”，以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集中体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庞大的占地面积，绝非简单的规模炫耀，而是其独特职能得以实现的根本性物质保障。这些土地资源与学校的三大核心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形成了深度绑定、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人才培养方面，广袤的试验基地是实践教学不可或缺的场所。农业、林业、园艺、动物科学、资源环境等学科是高度依赖实践的学科。学生只有在真实的农田、林场、牧场、果园中亲自动手操作，观察作物生长周期、了解动物习性、分析土壤水质、监测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将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培养出解决复杂农业问题的能力。这些基地就是他们最好的“课本”和“实验室”。没有足够的土地空间，高水平、创新型、实践型农林人才的培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科学研究方面，土地是农业科研最基础的实验材料和大规模试验的载体。许多农业科学研究周期长、受环境因素影响大，必须在田间地头进行。
例如，作物新品种选育需要经过多年、多点的品种比较试验和区域试验，以检验其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适应性、抗逆性和产量表现；水土保持研究需要大面积的径流观测场和不同治理措施的对比示范区；生态学研究需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学校拥有的多种生态类型的试验站，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实验室”，使得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取得成为可能。这些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推动行业进步的关键技术。

在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方面，学校的试验示范基地本身就是展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窗口”和“样板间”。通过在这些基地举办现场观摩会、农民培训会，可以将最先进的农业科技直观、迅速地传播给广大农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例如，学校培育的小麦、玉米、苹果、猕猴桃等新品种，其高产、抗病、优质的性状首先就是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得到验证，然后通过示范辐射到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占地面积，是其区别于众多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的显著特征，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学校从课堂到田间、从理论到实践、从科研到推广的全链条创新活动，是学校履行其国家使命、担当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推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底座。